抗战时期，桂林天圣山下曾经有一所特殊的学校——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这所被称为“南方抗大”的学校，由隐蔽战线的教育家杨东莼实际主持。在央视热播剧《阵地》的第9集中就对这段历史有所提及。
1939年初春，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地干校”）正式成立。这所由桂系军阀创办的学校，名义上由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实际校务则由教育长杨东莼全权主持。这所学校虽然仅存在两年，却为广西培养了数千名基层干部，成为抗战时期国统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典范。
从“小莫斯科”校长到“地干校”教育长
杨东莼与广西的缘分始于1932年。那一年，32岁的他受同乡好友刘斐推荐，出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师专”）首任校长。
刘斐是白崇禧的作战室主任参谋，他与杨东莼是“幼同里，长同校”的好友。刘斐向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推荐杨东莼时这样介绍：“杨东莼是北京大学高才生，又留学日本，是大学问家，做师专校长完全够格。”
杨东莼也是一名早期中共党员，1923年他就于长沙入党。杨东莼认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内忧外患，国难当头，学生埋头死读书不符合国家的需要。杨东莼担任首任校长后，在任职期间主张利用桂系当局有限的“开明”，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鼓励学生组成自治团体，以生活竞进会、互助会、合作社、学生就餐就寝混编等方式培养学生自我管理、民主管理的能力。并且，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进行自学、小组讨论，培养“自由研究”的精神。学生在团体训练中思想进步很快。
学校还经常组织各种文娱活动，有音乐演奏、唱歌、弈棋、打球，每学期开两三次联欢晚会，师生合演话剧，表演节目。每次联欢晚会，师生们都要请杨东莼唱京剧，他唱须生，爱唱《四郎探母》《打渔杀家》《武松打虎》等选段，表演十分精彩，大家常常鼓掌要他“再来一个”。
虽然师专远离桂林城，但师生们并不感到生活枯寂，而是觉得严肃、活泼、充实，弥漫着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风气。
事实上，当时的国民党和中共都以苏联为师，或多或少地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管理模式，走上了集体主义的路子。面对桂系当局有限度的“开明”和“进步”，杨东莼在蒋桂矛盾的夹缝里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的教育，提倡学生关心国事，探究社会现实问题，试图培养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图书馆大量购入进步书刊，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作品。这使得师专被称为“小莫斯科”。
1938年，桂林已经成为抗战大后方，此时的广西当局为了巩固和扩充地方实力，培训地方村街干部，决定以抗战为名，顺势筹建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就是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位于今天桂林东郊的天圣山脚下。
杨东莼就任师专校长期间，办学很有成绩，在青年中很有威望，桂系希望借助他的威望为广西培养地方青年干部，以发展广西势力。因此便出现了《阵地》第9集中的一幕，在陶行知的房间，黄旭初与杨东莼相遇，在陶行知的引荐下，黄旭初当场任命杨东莼担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教育长。
在夹缝中开辟进步阵地
主持“南方抗大”办学
如今的建干路位于桂林市七星区，是桂林一条主干道。道路周边学校环绕，如桂林理工大学、田家炳中学等，生活气息浓厚，充满了文化氛围与市井烟火气。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建干路的路名也是因为这一段特殊历史而来。1939年，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于这条路北端的天圣山麓开办，这条路便取“建设干部”之意，得名“建干路”。
如上所说，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一开始是新桂系为“培养基层工作干部，充实地方建设”而创办的一所学校。但杨东莼却巧妙地利用这一平台，借鉴延安抗大办学经验，将其打造成抗日进步力量的摇篮。
杨东莼作为八路军办事处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地干校的工作计划、培训方针基本上是请示李克农同意执行的。他充分利用他与桂系的人脉关系，同时保持着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深知如何在蒋桂矛盾的夹缝中开展工作。一方面，他按照新桂系的要求办学，另一方面，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主张。
杨东莼聘请了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杨东莼曾对同事们说：“我们在这里工作，既要站稳立场，又要善于隐蔽；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机动。”地干校的创办，是我党灵活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统区与广西当局联合办校成功的一次新尝试，因其教学模式借鉴了延安的“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当时颇具影响，被誉为“南方抗大”。
杨东莼为地干校设计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学模式。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校课程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杨东莼亲自授课。
地干校的教学内容，是以坚持共产党的抗日持久战理论为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地干校的教材之一。校方还经常组织时事座谈会，分析形势，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战时经济等专题课。1939年5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被邀请到干校作《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此外，校方还定期邀请如胡愈之、夏衍、沈钧儒、范长江、李任仁、黄药眠、张铁生等社会知名专家、学者到校作报告。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朝鲜东方战友社李斗山也应邀到过学校作演讲。姜君辰、千家驹等还担任干校大队指导员。同时干校的师生还不断受到《新华日报》《群众》杂志所发表的进步论点的影响，这对学员的思想教育与进步，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
1940年底，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因形势变化而结束。尽管学校存在时间不长，但杨东莼播下的革命火种已在八桂大地生根发芽。地干校的毕业生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地干校存在的短短两年间，杨东莼领导下的这所学校为广西各地培养了大量的地方干部。从1939年3月2日开学到1940年12月31日奉命结束，两年共开办4期，培训干部1400多人；开办特训班4个，举办训练7期，培养村街长4000人，开办甲长训练班3期，培训甲长约300人。在出版方面，两年来共编撰各级训练教材38种，出版丛书12种，参考资料37种，达1000万字。地干校虽是国民党广西当局开办的，但在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借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地干校成为国统区一所新型的干部学校。它所培养的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中，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杨东莼在桂林的教育实践，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1950年，他重返广西，出任广西大学校长。此后，他还担任过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1979年，杨东莼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他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宣传和研究工作，治学严谨，坚持真理，敢于直言。作为一位隐蔽战线的教育家，杨东莼在复杂政治环境中，坚守信仰与理想，为民族保存并培育了知识力量和革命火种。
记者苏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