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毁坏后的桂林乐群社。 记者周文琼翻拍
周恩来给乐群社的题词。 记者周文琼翻拍
本报记者 周文琼
央视热播剧《阵地》中多次提到乐群社，周恩来在战时来到桂林时也曾入住过乐群社，“乐群社”曾经不仅是桂林官方高级宾馆，也见证了历史上桂林文娱体育的发达。在抗战文化城时期，各类抗战文化活动曾在这里进行。后随着战事发展，乐群社毁于战火，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从此却有了乐群路，那段历史也镌刻在城市的地图上。
桂林乐群社后来者居上
要说桂林乐群社就得先说南宁乐群社的由来。
作为第一批参加乐群社的社员之一，谢落生1940年到1942年在桂林总社当游艺部主任。在谢落生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广西乐群社》一文中，他提到1933年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忽接一电，是香港“艺联电影公司”打来的，大意要来广西拍制影片，宣传广西新政，有四五十人，请予协助。当时李宗仁、白崇禧正欲标榜政绩，他们得电甚喜，一时未及调查，谁知这个公司只是一批失业电影从业人员的乌合集体，并无牌照、厂址、资本的空头公司。他们便匆匆去电欢迎，及后一想，如何招待为妥?用官方名义，太露痕迹，显得招摇。而且当时的南宁战乱初定，破破烂烂，连一间像样点的招待所也没有。于是灵机一动，想起南京有个励志社的组织，不妨依样葫芦，也搞一个，于是派少校秘书程思远出面筹备成立一个乐群社。
乐群社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有一天程思远与韦永成、谢苍生、陆一远等谈起这个机构的名称问题。陆一远说：“常言道，独乐乐，何如众乐乐?我们就把它叫做‘乐群社’如何?”大家同声赞成。这样“乐群社”筹备机构就建立起来了。
乐群社地址在旧市党部，通过连夜赶工修建房舍，聘请中西厨师，招考侍应生。该社组织大致如下，理事会为最高领导机构，由李宗仁任名誉理事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名誉副理事长。由韦永成任理事长，程思远任副理事长兼总干事，韦贽唐任副总干事。下设总务部管理旅社，中、西餐厅和浴室，还设有文化部、体育部。
乐群社自成立之初，便以其独特的风格立于世，明确规定：一为官办正牌;二为洁净，床褥一客一换，杜绝臭虫;三为清静，禁止闲杂喧哗与社内赌博，夜间准时熄灯;四为规范服务，侍应生均经培训，身着白色制服，严禁收取小费。这些规定使其环境与服务在当时独树一帜，深受上层人士青睐。
南宁乐群社，设在陆氏花园，有贵宾楼、中西餐厅、网球场、游泳池等设施。广西青年的游泳活动，是乐群社提倡起来的。乐群社开办两三年后，桂林、柳州、梧州等地都设立了“乐群社”，特别是桂林的“乐群社”后来居上，以其最佳的设备与活跃的氛围，成为抗战时期进步文化界集会、联欢的重要场所，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桂林乐群社成为抗战文化城的璀璨舞台
抗战前夕，省治迁到桂林，乐群社亦随往，称总社，南宁改为分社。未迁之前，程思远要去意大利留学，乐群社的业务交给了韦贽唐。可没几个月因其另有任务，钟协成为乐群社的总干事。
桂林的乐群社建于1935年。乐群社当时位于王城西华门对面的公平街，也就是现在的乐群路上。桂林乐群社有一座礼堂，两座大楼，房间七八十个，中西餐厅营业很发达，绅商显贵，川流不息，那时桂林是大后方，人口四十余万，故乐群社成为官方高级宾馆。1941年乐群社又与上海电影商人宗维赓合办桂林乐群电影院，座位虽只有五百多个，却算一流的，文娱体育很发达。
谢落生曾回忆桂林乐群社的日常活动中提到：
第一是文娱方面，每周举行游园晚会，张灯结彩，诗钟、灯谜、弹唱、画展、古玩展、菊展、音乐会应有尽有。“我当游艺部主任时，曾邀请江湖艺人到社举办过一次大型晚会，魔术、相声、杂技、弹唱，节目甚精彩，这些艺人，要谋生活，初到桂境，希望得一显身手机会，故乐群社的请柬一发，大家无不欣然应命，我记得有名的相声专家山药旦、小地梨和一些名票友都参加演出。那些魔术、杂技、古筝、二胡、琵琶的演技，都是广西前所未见的，桂林市民大开眼界，这次盛大晚会不收门票，故人山人海。”
第二是草地会。这是每晚的露天茶座，翠树扶疏，绿草如茵，由于环境典雅，实为尘嚣中消暑胜地，故夜夜满座，出入多上流人物、文化界人士。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第三是体育运动方面。桂林乐群社建有露天篮球场、网球场，是广西赛球有看台座位的场地，出售门票之始，价格每张二角。漓江上建有游泳池，是用竹和汽油桶捆扎而成，长五十米。乐群篮球队则经常比赛，曾远征柳州。游泳比赛也经常举行，此外还有冬猎队、滑冰等活动，桂林市第一次市运动会就是市府与乐群社合办的，这次运动会还闹了一次笑话：100米跑道划短了十米，好几个运动员都“破”世界纪录。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湖北省博物馆联合滇西博物馆领衔筹办抗战文物展览会。展出的物品中有一本《乐群题辞册》，该册题者有﹕周恩来、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黄琪翔、萨空了、张文元、黎寄吾等。而受题者是当时乐群社的经理文尧先生。而这也记录了历史上很多名人曾下榻于乐群社。
“模范的广西，现在已成西南抗战的重心，今后必为西南抗战的模范根据地无疑。文尧先生，周恩来。”周恩来到桂林曾下榻于乐群社。以上是他的题字。不仅是对广西的勉励，也永远地将乐群社与中国的抗战事业紧密相连。
据程思远回忆：“乐群社主楼三层是接待部。周恩来在1938年冬第一次到桂林时，也曾住过乐群社，他就是在那里接见陈迩冬的。主楼左侧有中西餐厅，右侧是一小礼堂，原来专演话剧，后改为放陕西片的场所。”
抗战文化城时期的桂林，很多文化活动都是在乐群社举行。
如文献记载，1941年1月28日乐群社文化部举办诗歌朗诵会，黄药眠作“关于诗歌朗诵”的报告，并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及艾青的《火把》。
1941年1月29日中华木刻抗敌协会为筹资兴建桂林美术工作室，在乐群社大礼堂举行绘画展览，作品内容分为战地速写及国画、油画等数百幅，展期三天，以艺术形式展现前线与后方的抗战生活;3月8日桂林中学合唱队在乐群社礼堂举办音乐演奏会，节目有大合唱、独唱、钢琴等，舞蹈家戴爱莲亦应邀表演自编的舞蹈《东方》《警醒》《前进》等;4月1日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及军官局政治部发起的桂林市军政党文化各界联谊会在乐群社举行首次集会，会上国防艺术社演出话剧《一出戏》以及合唱、独唱、钢琴、舞蹈、评剧……
再无乐群社 但有乐群路
1942年冬，李宗仁回桂，于乐群社大宴群英。军政界、金融界巨子都在邀请之列，绥署为安全起见，除满布便衣警探外，严令闲人勿近，并交代侍应生：凡来宾入门，先请问姓名，然后领引入席。待李宗仁姗姗而至时，侍应生刻板不知变通：“请问长官贵姓名?”李宗仁惊讶：“连我都不认识?真伤脑筋!”席间，中国银行经理兼中国旅行社董事长王某对李请求：“中国旅行社想在桂林设立分社，找不到地址，请长官帮忙。”李当即说：“好呀，我们广西人土佬，不会办交际，乐群社的人连我都认不得，乐群社交你们来办吧!”
从此，乐群社全部移交中旅接办，仍沿用乐群社之名，原总干事钟协被免职，全体人员遭解散。中旅接管后，只办旅游，一切社会活动都停止，直到沦陷前夕，旋即毁坏于战火。
建筑会湮没于硝烟，但记忆不会。乐群社虽已不复存在，它的名字却以另一种方式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地理与血脉——如今的“乐群路”正因此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