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9月18日 第11版。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
桂林：烽火中筑起“精神长城”
(烽火记忆·时代回响·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本报记者 刘 泉 郑 娜 祝佳祺
北平沦陷，天津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的硝烟在全国弥漫，国土一寸寸沦丧。狼烟四起，何以为家，何以为战?
向西，向南。为了保存民族血脉、文脉，大量文化团体、文化名人与学者不断迁徙，落脚在桂林。这座偏居西南一隅的小城，在战争中被推向文化的前沿。
抗战期间，数以千计的文化人汇聚于此，小城里书店、出版社林立，报纸、刊物琳琅满目，文化团体宛如雨后春笋涌现。一个个文化战士以笔为枪，以纸为阵地，以舞台作战场，发出人民的怒吼、抗争，存续民族精神之炬、文明之火。冠甲天下的山水之城，淬炼成享誉海内外的抗战文化城，在气壮山河的抗战长卷中镌刻下独一无二的坐标。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走进桂林，探访遗址，寻迹星火，从一座城解读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
一幅迁徙图
手指轻点屏幕，一幅“迁徙图”瞬间跃出，一个个“名字”从五湖四海“奔赴”同一个地方——桂林。
9月7日，桂林抗战文化名人博物馆迎来开馆后的第一个周末，参观者一波接一波。在一面交互屏幕前，不少观众驻足停留，一览抗战期间全国各地文化人士云集桂林的概貌。
桂林抗战文化名人博物馆。桂林市委宣传部供图
“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1944年期间，数以千计的文化人通过各种途径聚集到桂林。”桂林抗战文化名人博物馆工作人员吴秋乐介绍，来桂人员中，包括田汉、郭沫若、茅盾、巴金、欧阳予倩、夏衍、艾青、胡愈之、范长江、马君武、梁漱溟、李四光、何香凝、徐悲鸿等数百位知名人士。
抗战时期部分文化名人在桂林居住分布图。本报记者郑娜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1938年11月，28岁的诗人艾青从武汉流亡到桂林，写下了他最为脍炙人口的诗歌《我爱这土地》。彼时，侵略者的铁蹄猖狂践踏中国大地，桂林这片土地也被日寇飞机连续轰炸。夜晚，青年们吟诵着艾青的诗，有人还将它抄在衣服上，以此表达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对祖国炽热的爱。
1941年底，香港沦陷，作家茅盾辗转千里来到桂林。他先写下中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真实记录了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在战争时期的惊险经历和生活百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以及港英当局的软弱无能。紧接着又创作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小说刻画了动荡年代人们的挣扎和命运，被公认是“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
抗战期间，作家巴金三次来到桂林。他的散文《桂林的受难》《桂林的微雨》和《写给读者》，小说《火》《还魂草》等，记录下日军轰炸桂林平民罪行的铁证，反映了全民族所面临的巨大灾难，控诉侵略者：“血不会白流，痛苦应有补偿，牺牲不会徒然。”
巴金在《做一个战士》一文中，定义何为“文化战士”——“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事实确实如此。“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在桂林所做的一件事，就是用文化的方式参与着这场关乎民族兴亡的战斗。许多重要的作品在这里创作而成，许多重要的剧作在这里首次上演和发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伟林说。
抗战期间，桂林出版业、戏剧业空前繁荣——出版全国80%的书刊，演出话剧、京剧等数百台剧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学、新闻、戏剧、体育、教育各界在桂林成立抗敌协会和组织，引领成千上万文化工作者和民众，形成了一条强大的文化统一战线，展开了一场救亡图存的文化抗战。
一条书店街
位于桂林市中心的解放西街，一座“文化书店街”旧址纪念碑在街角静静矗立。抗战时期，这条街道曾有过另一个名字：桂西路。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日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意图下，大批出版机构遭受战火重创，一路南迁至桂林。桂西路与太平路、中山路一起，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圣地”。
桂林“文化书店街”旧址纪念碑。资料图片
据1942年出版的《桂林市指南》“桂林的书店”一节中记载：桂林的书店以桂西路为最多，若从十字街向榕荫路走，在左边的有中国文化服务社、商务印书馆、提拔书店、建设书店、文化供应社、改良军用图书公司、联合书局等，在右边的有上海杂志社、东方图书公司、大华、北新、时代、武学、中华、世界、军民、正中、科学等。
当时的书店相当于今天的出版社。桂西路上的出版机构不仅多，而且优。全国重要的三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在桂西路上均有分支机构。如今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身——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也均在此扎根。桂林出版的书籍也“大有来头”。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茅盾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艾青的叙事长诗《他死在第二次》、田汉的戏剧《江汉渔歌》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都是在桂林初版。
据统计，当时桂林登记在册的各种出版社、书店有179家，大小印刷厂109家，出版图书种类达几百余种。对于桂林出版业之繁荣，出版家赵家璧曾在文章中描述过，抗战期间全国的书有80%是由桂林出产供给的，将桂林称为“出版城”可谓名副其实。
不仅如此，书店街周边还分布着《救亡日报》《大公报》和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等11家新闻机构。《救亡日报》《大公报》开辟的“漓水”“南方”“救亡木刻”“音乐阵线”“半月新诗”等各类专栏，广泛宣传抗日、民主、团结、进步，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
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日寇对桂林的轮番轰炸，特别是1944年底的桂林保卫战中，桂林99%的建筑被摧毁。为了复现当时出版业盛况，广西师范大学桂学博物馆“桂林抗战文化城”专题馆内，特辟有一条“书店街”，展示搜集到的老照片、文献、出版物。
“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桂林出版的图书传播到全国各地，它们像火炬般点燃了人们的思想火种，也为桂林留下了重要的出版文化基因。”广西师范大学桂学博物馆专职管理老师滕大力表示。
如今，从昔日的书店街往南走，可抵漓江出版社;往东走，可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样一座小城，同时拥有两家享有盛名的出版社，怎能离得开脚下深扎的土壤?
20世纪80年代，漓江出版社成立之初，邀请茅盾题写社名，这位曾在桂林创作并出版多部专著的老人欣然应允。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创建团队中，有当年参与文化抗战的亲历者，于废墟上重新筑起的这座家园，现在既有“开启民智 传承文明”的坚守，也有“得山水灵气，出图书精品”的赓续，更有“为了人与书的相遇”的愿景。
漓江畔，一行行铅字早已熔铸进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血脉中。
一个戏剧展
提到桂林文化抗战，绕不开广西省立艺术馆。这座中西合璧的红楼在解放西路格外惹眼。红墙上，象征戏剧、美术、音乐的三座浮雕，默默诉说着无数艺术家在民族危亡之际，以艺术抗争的辉煌往事。
广西省立艺术馆成立于1940年，由戏剧家欧阳予倩任首任馆长。1944年，这里作为西南剧展主会场而声名鹊起。
1944年2月，欧阳予倩、田汉等人发起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西南多省的33个剧团、近千名戏剧工作者，历时90多天，演出场数170多场，剧目涵盖话剧、桂剧、歌剧、京剧以及民谣舞踊、傀儡戏、魔术、马戏等类别，观众数量达10万人以上，被誉为“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壮举”。
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部分文学书籍。来源：广西日报
西南剧展演出剧目多达80余个，包括中国话剧《愁城记》《法西斯细菌》《戏剧春秋》《旧家》，外国话剧《大雷雨》《钦差大臣》《百胜将军》，平剧《江汉渔歌》《太平天国》《家》，桂剧《梁红玉》《木兰从军》，傀儡戏《三只小花狗》，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民族舞蹈《侗人游牧曲》等，大多为抗战时期戏剧名作。
当时，美国著名剧评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西南剧展：“如此宏大规模之戏剧盛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中国处于极度艰困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以百折不挠之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功劳极大……”
西南剧展是桂林抗战文化城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全国的文化宝藏。2014年，由黄伟林发起，广西师范大学策划推出“新西南剧展”，以校内“望道话剧社”为主要班底，重排经典剧目《秋声赋》《旧家》《桃花扇》，创排原创作品《花桥荣记》。
1941年由田汉创作的抗战话剧《秋声赋》，在桂林掀起“满城争说秋声赋”的热潮。如今，这出戏已经成为望道话剧社的“压箱戏”。2024年，为纪念西南剧展举办80周年，望道话剧社带着这部戏回到广西省立艺术馆演出。演出开始前，一行开幕词打出，全场鸦雀无声，观众席上的老桂林人无不动容。
开幕词是这样写道：“在历史落幕的地方，我们重新出发。”
——艺术改革实践，重新出发。桂林抗战文化城留下的戏剧改革、大众化探索，为桂剧、彩调等传统戏曲的创新打下深厚的基础。如今，从常演常新的经典剧目《打棍出箱》，到新编剧目《新刘三姐》、青春版《人面桃花》，传统戏曲经过改良后，更贴近当代青年审美趣味。
文旅融合项目《桂林有缘》亮相广西省立艺术馆。桂林市委宣传部供图
——文物保护利用，重新出发。抗战期间修建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曾被日寇炸毁，后又按照原样重建。如今，这里已经是桂林地标性建筑和网红打卡点。由桂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打造的文旅融合项目《桂林有缘》，以微场景+沉浸式形式，实现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该案例获评广西2024年度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
——戏剧之城，重新出发。80多年前，桂林以星罗棋布的戏院、济济人才、台台好戏，成为首屈一指的戏剧城。如今，即将迎来第四届的桂林艺术节，将桂林山水和戏剧艺术有机融合，打破剧场局限，构建多元空间，吸引全世界戏剧人才，让更多游客“因戏剧、为艺术而奔赴一座城”。
一座文化城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1938年，欧阳予倩在桂林开展桂剧改革活动，一是使它的内容完全革新，二是对新的内容赋予新的形式。他亲自编剧并导演了桂剧《梁红玉》，宣扬爱国情操，鞭笞汉奸卖国行径，借古讽今，连演28场，轰动全城，为低迷已久的桂剧戏坛带来了新气象。
1940年，青年画家关山月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抱着“表现祖国大好河山不容侵犯”“为了艺术的创新”两个目标，开启了自己的行万里路计划，写生的第一站就是桂林。他在桂林创作出了《漓江百里图》，成为中国现代山水画的杰作，也是后来漓江画派的先声。
“桂林抗战文化的兴起，离不开战争局势的发展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离不开桂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方文化积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化人士南来汇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桂林的崛起，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必然，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力量在民族危难时刻的独特作用。”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李建平表示。
今天，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文化是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放到抗战时，文化就是中国人勇气、智慧和意志的源泉。桂林文化抗战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来自文化抗敌的意识、文化创造的精神。”黄伟林说。
如今，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努力寻求文化领域的突破，建设博物馆、举办艺术节、召开演唱会，文化活力与日俱增。如何打造今日文化城?桂林正用自己的实践，为抗战文化城写下新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