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到1944年，广西大学在桂林雁山办学。这一时期的广西大学师资雄厚，人才济济，被誉为广西大学的“黄金时代”，直到1944年日寇入侵广西，广西大学不得已暂时迁离。但广西大学与桂林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1946年，日军投降，广西大学复迁桂林。
走近植物园内一栋不起眼的小房子
走进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桂林植物园），里面除了李四光当年创建的科学馆，距其不远处还有一栋占地面积不大的历史建筑，外观上看偏向住宅，周围被茂密的树木包围，若不留意便会错过。房屋一角墙面上有一块碑文，简单地介绍了这座房屋的来历：陈公馆，建于雁山大岭（原水源岭），坐南朝北，与科学馆遥遥相对，于1948年春建成。该建筑是当时广西大学拨款为陈焕镛建造的住处。
位于植物园内的陈公馆旧址。
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广西大学新任校长陈剑翛主持了第一次校务会议，决议广西大学再次迁校问题，会议决定呈文上级指示，“以本大学之所在地关系于西南新文化建设至讵，乃令设永久校址于桂林。”当时的国民政府希望将广西大学的校址“永久”设在桂林，同时决定将南京无线电总厂在桂林的赤土堡（将军桥附近）的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拨给广西大学作为新校址。
于是，广西大学迁回桂林，将新的校本部设在将军桥附近，含法商、理工学院等，农学院则安排在原雁山校址。为了加快校园建设，复迁桂林的广西大学又以国币三千万买下了桂林科学馆及所余房屋，扩充校舍。迁校委员会修建组抵桂后，开始了将军桥和雁山两地校舍同时动工修建。1947年，广西大学农学院正式入驻桂林雁山。
经过战时疏散后，当年那些名师、大家纷纷离职回乡或回归原校，一度人才济济的广西大学落入了教师奇缺的境地。这让刚刚上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陈剑翛十分犯难。时任农学院院长的孙仲逸与林学系教授钟济新向他进言，可邀请一位植物学界的大人物来桂，入职广西大学，以此人的能力不仅能胜任教学工作，同时也可请他带头，恢复当初广西大学下设的植物研究所。此人正是陈焕镛。
植物学界泰斗结缘桂林
陈焕镛出身名门，父亲陈言是香港第一家华文报纸《华字日报》创始人，精通英语，熟悉洋务，母亲是西班牙血统的古巴人。因为家庭变故，十五岁时陈焕镛便随母亲去美国求学与生活。拥有“国际化”背景的陈焕镛始终有着一颗“中国心”。
1919年，他从哈佛大学树木系毕业，获得林学硕士学位，并以出众的成绩获得哈佛色尔登旅行奖学金。毕业后，他回到中国，立志将自己所学奉献给祖国。他先后在南京金陵大学林学系、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农科系任教。
1928年，在国立中山大学任教的陈焕镛创办了植物研究所，次年植物研究所扩大为农林植物研究所，这是中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室。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研究所不仅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种，还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引发学术界关注，英、美、德、日等国家学者先后前来参观，国内学者更是纷至沓来。在众多参观者中，有一位叫马君武的著名学者，也就是此前文章多次提到的广西大学首任校长。
1934年，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到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参观，由陈焕镛主持接待，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马君武作为教育管理者，对于人才的敬重与渴求在此前的篇章中我们已有体会。他对眼前这位植物学家的才华感到十分佩服，于是当场提议在广西建立一个植物研究所，希望陈焕镛给予支持。
当时的广西大学还在梧州，与广州很近。陈焕镛没多久便应邀到广西大学访问，受到马君武的热烈欢迎。这一面之后，1935年，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便正式成立了，陈焕镛被聘为所长并兼学校教授。也就是说，从这时开始，陈焕镛与广西大学结缘，他同时兼任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教授，与两个植物所的所长。
在陈公馆前面立有陈焕镛纪念雕像。
陈焕镛任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后，雄心勃勃地“拟在三年内将本省森林植物调查完竣”。可是就在三年后，日寇南犯，梧州受袭。随即便是我们此前所了解过的故事线，广西大学各院系开始陆续迁往桂林雁山。但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的农学院并没有迁桂林，而是迁到了柳州沙塘，陈焕镛的植物研究所也随农学院一起迁到了柳州。
直到抗战胜利后，广西大学的这次复迁桂林，其农学院才正式结缘桂林。而恢复当初广西大学下设的植物研究所的决定，也使得陈焕镛与桂林正式结缘。
小花圃如今长成“植物王国”
陈焕镛来到桂林，重返广西大学任林学系主任。劫后重生的雁山校址一切从零开始。此前的累积几乎毁于一旦。尤其是战后雁山校址居住条件甚差，陈焕镛有时候住在原科学馆的教室里，有时候住在学校农场办公室。农场办公室四周树木郁郁葱葱，环境十分阴暗潮湿，蚊虫多。陈焕镛患有风湿病，本不宜居，而他却泰然处之，毫不介意。到1948年，广西大学拨款在科学馆对面建成一栋小房子供陈焕镛办公兼居住，居住条件方得以改善。
此后在桂林工作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就在这座小房子里完成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研究，也见证了许多关乎国家命运的历史时刻。1949年这一年，陈焕镛大部分时间寓居香港，他像当年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时刻关注国内外形势，他始终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用英文赋诗两首，发表在香港《南华早报》上。9月底，他毅然乘最后一班飞机，从香港飞往桂林迎接解放。
解放后，陈焕镛重任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广西植物研究所所长。那时铁路未修复，交通不便，陈焕镛常常往来于两广之间，从未间断。当时广西缺乏植物志及记载，而广西植物种类繁多，陈焕镛在桂林雁山期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编著《广西植物科属检索表》上。一开始，他用英文起稿，然后再翻译成中文，工作量巨大，日夜辛劳，从未抱怨。
1954年，陈焕镛得知距离临桂不远的宛田附近发现一片较完整的天然森林，当时称为“广福林区”，就是现在的“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立刻组织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广西所组成调查队，深入海拔一千米以上、人迹罕至的森林中安营扎寨，采集标本。考察队经过两年多次考察，他们在这里发现了著名的植物活化石——银杉。
银杉的发现在世界上产生轰动。在地球上其他地区早已灭绝，唯独我国西南地区的群山峻岭形成了植物的避难所，使得少量银杉存活了下来，对学科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银杉的中文名和拉丁文学名也是陈焕镛根据树种体态亲自拟定的。
陈焕镛一向注重培植活标本，早在南京教学时，他就在郊外建了个小园林，培植从美国带回的棉花良种。以后凡是他所在的植物研究所，都附设标本园或苗圃，逐渐发展成为树木园和植物园。当时广西大学农学院院长孙仲逸将农学院科学馆前原林学系苗圃拨给了广西植物研究所。陈焕镛立即着意经营，每日雇请临时工数十人，亲自指挥，严寒酷暑，风雨无阻，栽植花草树木。慢慢的，这里植被种类日益丰富，规模日益扩张，科学馆与陈焕镛的那栋小房子亦被植物包围。1958年，这里正式取名桂林植物园，与广西植物研究所实行所园一体制管理。
陈公馆目前已被列为桂林历史建筑。
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努力，如今桂林植物园已建成了裸子植物区、棕榈苏铁区、珍稀濒危植物园、杜鹃园、金花茶园、竹园、桂花园、广西特有植物园、喀斯特岩溶植物专类园、中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示范园、苦苣苔展示区、秋海棠展示区等专类园区。现已引种保存植物5100多种，其中包括迁地保护的国家珍稀濒危植物400多种，被誉为“国家战略性植物资源贮备的活体基因库”和“壮乡植物王国”。
当年李四光创建的科学馆和陈焕镛奋斗过的“小房子”陈公馆都完好地留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桂林植物园)内。国家已将科学馆作为永久性陈列纪念馆。桂林人民政府将科学馆列为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陈公馆被列为桂林市历史建筑。
春日时节，万物生长，草木发芽，当年栽下的种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当年小房子前的一片小花圃已变成如今的“植物王国”。而两栋“老房子”就伫立在这一片生机盎然之中，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来源丨桂林日报（记者苏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