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位于馆舍院子中的“网红树”——《记忆树》，这棵柚子树是1965年建馆同期种下，后来渐渐枯萎。艺术家席华用一种艺术的方式让它涅槃重生。
图②：馆舍回廊。
图③：俯瞰图
图④：建馆时用陶瓷马赛克镶嵌的壁画《桂林山水歌》。
图⑤：建馆时艺术家用鹅卵石镶嵌的壁画《榕荫》。
□本报记者苏展 文/摄
上一期我们聊了七星公园月牙楼的建成历程。有人把月牙楼誉为“桂林现代风景建筑探索的起点”，因为在桂林那波风景建筑浪潮中，月牙楼是最早设计落地的。此外，建成次年，月牙楼便作为“风景建筑”的代表作登上我国建筑业权威杂志《建筑学报》封面，换句话说，月牙楼也是最早获得业内肯定的现代风景建筑作品。
月牙楼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当时由杨鸿勋领衔的建筑师“国家队”，两年后的1962年，一个规模和人员组成更强大的团队再次来到七星山下，他们在小东江畔开启了一个新项目，这次的团队中依然还有杨鸿勋，而这回队伍中多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名字，杨鸿勋的老师——梁思成。
大师再云集
如前面几篇“老房子”所说，六七十年代在桂林掀起的那一波风景建筑浪潮对桂林这座城市后来的对外开放、观光旅游乃至整个城市建设的审美取向影响极大。这波浪潮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漫长的期间又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1959年正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早一年的1958年，建筑工程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议，会议号召在国内掀起一个城市绿化的高潮。这次会后，为加强对桂林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领导和指导，成立了桂林市园林管理处。同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单单是为了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这两件事，国家当时就分别先后投资了20万和50万进行桂林园林和风景的建设和维修。那是1958年，广西人均财政收入仅仅21元。国家的支持力度可见一斑。
除了财力上的支持，人员上的配备同样是给到顶级的团队，请来的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当时带队来桂林考察的是该院首任院长汪之力，据其相关文章回忆，当时在考察完桂林，与桂林市领导交换意见并取得共识后，被邀请带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立即去桂林进行风景区的规划设计。
1959年6月，汪之力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理论与历史研究室新组织的园林组全体人员来到桂林，正式开启研究、规划、创作等工作。此次创作中七星公园被列入全市建设重点工程之一。之后便有了上一篇我们所关注的月牙楼诞生，1959年，除了月牙楼，来自北京的团队还为桂林七星公园贡献一系列风景建筑的设计，包括辅星阁、七星岩后岩出口亭、普陀山楼阁、博望亭等。
可以说1959年就是桂林风景建筑“元年”，而谁也没想到，这一良好的开局却没有持续多久，紧接着国家就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这三年，桂林各行各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风景建筑一事也不例外。
1962年，缓过一口气来后，桂林风景建筑被再次提上议程，各地的规划建筑专家再次云集桂林，这是桂林风景建筑浪潮的第二阶段。这次，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理论与历史研究室继续带来了一系列的经典作品，包括桂林市展览馆、小广寒、桂海碑林、驼峰茶室等项目。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桂林市展览馆，就是今天位于花桥旁的桂林美术馆。
1964年，新中国的桂林有了自己的展览馆
1962年至1966年，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桂林风景建筑浪潮的第二阶段，在国民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下，桂林市开始积极筹备对外开放的工作，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都会拨专款进行城市建设。
这一时间段担任中共桂林市委书记的是“老桂林”人比较熟悉的一位领导——黄云。黄云此时已经是第二次履职任桂林市委书记了，前一次任桂林市委书记是1954—1956年。所以他对当时的桂林发展有独到的理解。
当时的桂林行政管辖地域小，缺少金属矿产资源，重工业发展条件受限。而甲天下的山水早已闻名中外，当时以黄云为主的领导班子一致决定将桂林定位成“中国式风景游览城市”，以旅游业和轻工业作为未来经济发展重点。
1962年，为推动文化艺术发展和交流，黄云向自治区提出在桂林市建设一个展览馆，用于陈列名画、书法和接待外来书画家，获得批准并开始筹建。同年，恰逢中国外交部组织驻欧12国的大使到桂林度假，他们虽游历世界多国胜景，但初到桂林，依然被桂林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所折服，回京后他们向中央写报告建议将桂林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国际风景游览城市”。
两年后的1964年，建筑工程部在桂林召开城建会议，黄云借此机会邀请外省专家来桂林考察，从各个方面为桂林制定总体规划，这个规划后来简称“六四规划”。今天人们或许对这个“六四规划”没有什么印象，具体规划的内容亦不知道细节，但只需要了解一点，那就是后来桂林城市发展所遵循的“显山露水，市中心区域内建筑限高”原则就来源这里。
“六四规划”公布同年，桂林市展览馆也正式落成。在发展旅游的大方针下，新中国的桂林有了自己的展览馆。
据官方资料记载，桂林市展览馆位于花桥头，东临小东江，入口朝南，门前留有广场。建筑占地约为60×45米，面积2700平方米，依山傍水，闹中取静，馆舍以展出书法绘画为主，因此室内外空间尺度均不太大，采取庭园式布置。休息厅向庭园敞开，自庭园通过架空层可以看到七星公园主景，将自然景色纳入建筑，沟通了庭园内外空间。休息敞厅西墙为一以漓江山水为主题的通长(12米)马赛克镶嵌装饰壁画，在架空层南端上部还有一幅1×6米的鹅卵石镶嵌壁画。
接待室平面呈扇形，扩大了向外的视野，舫榭向小东江突出，以便接近水面、观赏风景。展室1、2及休息敞厅用顶部采光，光线均匀，墙面完整。建筑形体用坡顶，白墙青瓦，高低错落，空间自由，具有传统民居及庭园的色彩。
整体建筑集桂北民居、苏州园林和徽派建筑风格于一体，“老桂林”的儒雅从此开始。
寻找梁思成
官方资料显示，这座馆舍由梁思成主持，汪之力领衔，杨鸿勋、陆楚石、周培正等建筑师共同设计。这队人马可以说是在月牙楼的原班基础上组建的一支更加具有经验的建筑设计团队。其中最亮眼的名字莫过于梁思成。
梁思成这三个字在建筑领域的分量不言而喻，如果说这座建筑与梁思成先生有着关系，那么关于他和这建筑的故事定是著文者绕不开的部分。相信无论是历史爱好者或是官方文献资料应该对此有所着重记载和关注。
但令人不解和遗憾的是，就目前所公开的资料来看，都只有简单的一句“它是由建筑大师梁思成主持，汪之力带领，杨鸿勋、陆楚石和周培正组成的设计师团队完成的”。此外，并无更多具体文字或图片记载这座建筑与梁思成的交集，甚至搜遍公开资料，就连梁思成与桂林的相关信息都十分稀少。
网上流传的版本也并不统一，有的说是梁思成的团队设计建造了这座建筑，有的说梁思成也“参与”了设计，还有的表述称“这座展览馆是广西全区唯一出自梁思成先生设计的建筑”。
而官方资料所用的表述则是由梁思成“主持”。那么，当时梁思成真的来了桂林吗？他在桂林待了多久？他为桂林这座展览馆到底贡献多少？这座展览馆的哪些部分是经过他的指导或设计？这些问题不禁令人好奇。带着问题我们继续寻找。
首先，这座展览馆的主设计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也就是两年前月牙楼的基本班底，这一点是肯定的，在相关学术论文和出版书籍中都能查到。而当时梁思成就是这个研究室的主任。所以，说这个展览馆由梁思成的团队设计的没错。
其次，梁思成肯定来过桂林。在《梁思成传》一书中记录，1961年，60岁的梁思成登上桂林叠彩山且赋诗一首：“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并配有照片。而展览馆筹建时间是1962年，这个时间非常接近。
再有，梁思成也来过七星公园，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南方建筑》曾刊发过一篇梁思成生前的书信内容，内容是他人向梁思成寄送了一个建筑方案，请梁思成给建议。梁思成在复信中向对方建议道：“南方民居和园林建筑一向沿用朴素淡雅的色调，是有其原因的，在炎热的暑天，过分鲜艳的色彩只能使人烦燥。桂林七星山崖岩上有一座大红柱子的亭子，远望十分刺目。我们这方案上没有注明颜色。在这问题上要十分注意。桂林七星岩的红柱应视作我们前车之鉴。”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1964年3月22日。通过这封信也可以证明，梁思成在1964年之前肯定来过桂林，且来过七星山。
简单捋一下：1961年梁思成来过桂林，还登上了叠彩山；1964年之前的某一年，梁思成也去过七星公园，还见过“七星山崖岩上有一座大红柱子的亭子”，桂林市展览馆从筹建到建成的时间是1962—1964年，从时间上看，无限接近梁思成本人与桂林产生交集的时间。桂林市展览馆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理论与历史研究室负责设计的，这个研究室的主任是梁思成。到此为止，我们依然不能肯定梁思成直接参与了这座展览馆的诞生过程。
去年是桂林市展览馆（今桂林美术馆）建馆60周年，当时官微纪念文章的标题为《“大隐于城”“梁思成”“中式园林建筑”与这里有关》，细品这个标题，或许从严谨的角度出发，我们暂时也只能说这座建筑与梁思成有关。
无论如何，在1962—1965年期间，来自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理论与历史研究室的这支团队为桂林带来了这样一座颇具艺术感的展览馆，哪怕她与梁思成无关，也不影响她是足够优秀的建筑作品。此外，这期间该团队还在七星公园完成了小广寒（1964）、桂海碑林（1965）、新建驼峰茶社（1965）、栖霞旅社、倚虹阁等经典作品。
桂林市展览馆建成后成为桂林当时文化地标性建筑之一。自建成之日起，桂林市展览馆就成为了桂林人“看”世界、让世界了解桂林的重要窗口。
时至今日，依旧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