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湖边的清代桂林四状元
□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图①：榕湖边上的清代四状元雕像。
图②：靖江王城东门的状元及第牌坊。
图③：靖江王城西门的榜眼及第牌坊。
清代广西科举共出了四个状元，均为临桂(今桂林)人，在当时全国各省仅次于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名列第五。其中陈继昌为清代两个三元及第之一，中国科举最后一个三元及第。今天桂林图书馆前的榕湖边上，立有这四位清代状元的雕像，作为桂林城市历史文化标识系列之一，今人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纪念四位状元为桂林文化和桂林形象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在四位状元中，名气最大的自然得属三元及第的陈继昌了。陈继昌，原名守睿，字哲臣，号莲史。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陈继昌是陈宏谋五世孙，嘉庆十八年(1813年)，中广西乡试第一名举人(解元);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会试第一名贡士(会元);同年殿试第一名进士(状元)。在整个清代，仅有两人获得三元及第的荣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辛丑科状元江苏苏州人钱棨是第一个，陈继昌是第二个，同时也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三元”。陈继昌三元及第，朝野轰动，嘉庆皇帝认为这是“熙朝得人庆，明德著后昆”，曾赋诗庆贺云：“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而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也亲书“三元及第”牌坊立于广西贡院正阳门之景福楼(今靖江王城的南门)。
科举考试夺魁后，陈继昌首任翰林院修撰，后历任山东兖州知府，江西按察使，山西、甘肃、直隶、江宁等省布政使，江苏巡抚等职。史书记载，陈继昌为官十分清正、廉洁自律，所任之处，弘扬教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恤养民情，大有高祖陈宏谋遗风。
临桂出的第二位状元是位于雕像群中左边第二位的龙启瑞。
龙启瑞(1814-1858年)，字翰臣。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出任湖北学政。咸丰元年(1851年)奔父丧回桂，期间负责总管广西团练，之后因成功坚守桂林城之功升侍讲学士。咸丰六年(1856年)龙启瑞出任江西学政，次年迁江西布政。当时太平军踞长江中下游，江西仅余省会南昌府未曾陷落。时值府库空虚，又加上天旱不雨，蝗虫蜂起，龙启瑞虽多方筹措，勉力维系，又“劝民积谷备荒，并推广普济育婴诸善政”，颇受群众拥戴，但心力交瘁之下，患上了重病，终于咸丰八年(1858年)病逝，在任仅一年零六个月，年仅四十四岁。
龙启瑞多才多艺，既精研经义，精通音韵之学，善古文辞，兼能书画，时有“名儒才子”之称，是清代广西诸状元中唯一名列于《清史稿》者。早年随吕璜、梅曾亮习古文，受桐城派大师姚鼐影响也颇深，对古文、经学、训诂、诸子都有精深的研究，造诣极高。龙启瑞与吕璜、宋琦、王拯、彭昱尧等并称古文的“岭西五大家”;又与王拯、苏汝谦2人被人们誉为清代广西“三大中兴词人”;还曾因为与朱琦、汪运、商书浚、杨继荣、曹克敏、李宗瀛、赵德湘、黄锡祖、彭昱尧等人在杉湖上诗词唱和而并称为“杉湖十子”。龙启瑞英年早逝，但一生著述颇丰，曾著有《经德堂诗文集》《小学高注补正》《经籍举要》《古韵通说》《尔雅经注集证》《是君是臣录》《班书识小录》《诸子精言》等文集。曾国藩对龙启瑞评价极高，曾写挽联称颂病死于任上的龙启瑞及投缳殉夫的何夫人：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
雕像群中排右边第二位、正面端坐的是张建勋。
张建勋(1848-1913年)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状元，字季端，号愉谷，一号愉庐。张建勋的祖父、曾祖父都是清朝广西有著述、有影响的诗人，受家风影响，张建勋因此也自幼喜爱诗书。光绪五年(1879年)乡试得中，成为举人。光绪十五年，张建勋会试通过，参加殿试。谁知阅卷大臣翁同龢与李鸿藻各执己见，争论不下(翁同龢支持费念慈，李鸿藻支持张孝谦)，状元归属始终难以决定。最后还是光绪帝果断，考虑到要照顾自己两位老师的面子，干脆两个都不点，而点了第三人张建勋。当时张建勋的考卷是一份名为《民以食为天》的策论，文中论述的治国之道颇得光绪帝欣赏。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建勋出任云南乡试主考官，三年后出任云南学政。张建勋致力于边远之地的教育。他实施教化，提倡文风。百姓把他当作在偏僻云南兴学的功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建勋以侍讲授道员身份督学黑龙江，他“草创学校，抚学生如子弟”，重教兴文，深为士子所称道。史料记载，在黑龙江为官期间，张建勋在全省共建学堂320所，被誉为“黑龙江近代教育的开拓者”。张建勋工诗修文，善书法，书法为晚清一大家，苍劲工丽，备受各界名流推崇。
雕像群中最右边的一位是刘福姚。
刘福姚是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状元，也是广西最后一名状元，原名福尧，字伯棠，一字伯崇，号忍庵，一号守勤。桂林学子刘福姚高中状元与张建勋夺魁仅仅相隔三年，此事在朝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中国科举史上堪称破天荒的大事，史上“三科两状元”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刘福姚由翰林院修撰历任侍讲、贵州乡试正考官、广东乡试副考官、浙江乡试副考官、河南乡试副主考官、翰林院秘书郎兼学部图书局总务总校。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考察筹办宪政事宜。史书记载其性刚烈，为人正直，不阿权贵，故仕途不畅。受翁同龢影响，有维新倾向，翁被革职后，刘福姚也在政治上受到冷遇和歧视。庚子之难(1900年)时，刘福姚留居京城，与浙江词人朱祖谋、同乡王鹏运潜心词学研究，合作《庚子秋词》，成为晚清临桂词派重要成员之一，其词章在清末文坛中颇享盛名。据桂林本地学者考证，刘福姚晚年定居上海，以卖文为生，穷愁潦倒，最后抑郁以终。
在中国的科举历史上，广西总共出过八位状元，其中六位属于桂林，分别是唐朝的赵观文，宋朝的王世则，清朝的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和刘福姚。作为偏居岭南一隅、曾经“非贬不去”的桂林，能出现这么多的状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主政桂林的官员大多重视兴教育人，这些官员不是文化名流，就是科举入仕的佼佼者，因此对于教育也是情有独钟。此外，众多从北方被贬途经桂林的文化名人，也对桂林文化和教育助力良多。据《广西通志·教育志》(第一轮)统计，科举1300多年的历史中，桂林市(包括现今所辖区域)共考中进士610人，其中：参加常科(文科)考试中进士的有568人，参加制科(由皇帝下诏书考试的科目称制科，也称制举)考试给进士出身的有42人，桂林进士人数在广西占比超过50%。毫无疑问，这在当年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完全不输于文化教育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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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的进士官员
历史上，桂林的教育，在明清呈鼎盛之势。由于地处偏远，在隋唐之前，桂林仅有一些零散的私塾，这块土地上的文化教育事业堪称蛮荒之地，政坛也鲜见桂林人的身影。隋唐开科取仕成为了一道分水岭，中原文化的南迁，加上主政桂林的地方官员的力推，桂林的教育方才逐步崛起。
可以说，正式登上中国封建政治舞台，桂林人是从唐代开始的。此前长期被政治舞台边缘化，专家分析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地理位置的原因，桂林地处偏僻，远离政治中心;二是“崇尚弓马、任人唯亲”的选拔任官文化让桂林人身处劣势;三是桂林的文化教育起步晚，融不进当时的文化氛围。隋唐创立和推行的科举制打开了桂林人的上升通道，由此，桂林人才开始借助科举取仕的平台，陆续在中国的政坛上一展身手。
开科取仕从隋朝开始，到唐代逐步推广到岭南并逐步完善。
唐代的桂林(桂州)，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百姓生活也有了较大改善，这是文教事业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大批官学、私学的兴办，让桂林的文化教育发展迅速，为参加科举考试培养储备了一批人才。整个唐代，在高端人才方面，桂林共考中进士3人，其中就包括桂林史上的第一个状元赵观文。第一个为桂林撬开科举进仕大门的是临桂的一名道士，名叫曹唐，太和元年(827年)中进士，官至使府从事，赵观文和曹唐以及晚曹唐23年中进士的阳朔人曹邺一起被称为“桂州三才子”。他们凭科举入仕，虽然怀才不遇，仕途不顺，但其意义非凡，标志着桂林人从此开始登上中国的封建历史舞台。
到得宋朝，经过了唐朝的多年积蓄和酝酿，桂林的教育投入开始开花结果，进士官员和名宦能臣辈出。在宋朝，桂林共考中进士159人(其中制科9人)，永福的王世则为状元。这是桂林历史上的第二个状元。王世则家境贫寒，且腿有残疾，但自幼好学，常在放牛时溜进学馆偷听，后竟大成，一路考试通关，被宋太宗赵光义钦点为状元，后官至永州知州，史书记载其颇有“惠政”。
在宋朝的159名进士中，除了王世则以外，政声显著的代表人物有周渭、欧阳辟、蒋允济、石安民、陶崇等一大批能臣：恭城的周渭有“清官”之称，官至殿中侍御史、职方员外郎、益州转运使，死后被皇帝敕封为“忠祜惠烈王”;灵川的欧阳辟，曾任雷州石康县令，“严操持，尚俭约，节浮费，誉望所归，四方爱戴”;兴安的蒋允济，官至浔州知府、邕州知州兼邕管安抚使等职，“恩信于人，政不苛迫”;全州陶崇，官至宝谟阁学士、正奉大夫，“为官耿介，敢于直谏”……
元代国祚短暂，桂林考中进士的仅有4人。而到了明朝，桂林考中进士的总共有131人，虽然没有状元，但一甲及第也有两人，一是榜眼吕调阳，二是探花舒弘志。应该说，这是明朝时桂林人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个辉煌时代。
在这个朝代，桂林进士官员中首次出现了正一品的宰相级人物。全州的蒋冕，曾出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太傅为正一品);临桂的吕调阳，曾任内阁次辅，加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始终醇白，为一代完德钜人”。此外，桂林进士官员中有3位担任过留都南京的六部主官，这当中有蒋冕的兄长蒋昪，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临桂的屠楷，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人未尝有一言非之者”;全州的舒应龙，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后改兵部尚书。在明朝，担任过省级最高行政长官的桂林进士也有7位，分别是：王学(阳朔)、刘渊(临桂)、周凤(平乐)、徐乾(临桂)、蒋士忠(全州)、蒋彬(全州)和王贻德(全州)。至于三品及以下官员，则更是不计其数。
明以后，清朝是桂林人登上中国封建政治舞台的第二个辉煌时代。
在清代，桂林考中进士总计313人(其中制科18人)，当中一甲及第5人，包括4位状元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以及榜眼于建章。在这一朝，临桂人陈宏谋继前朝的蒋冕后再登权力巅峰，官至吏部尚书、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正一品)，“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综善与陈宏谋其最也”;灌阳的唐景崇，官至国务大臣(正一品)、学务大臣兼弼德院顾问大臣，在奕劻内阁排第七位，为仅有的4名汉族大臣之一，后在袁世凯内阁排名第五，“以绩学端品受主知，屡司文柄”。此外，正二品以下官员也是多如牛毛。
桂林人在清代的政治舞台上能再创辉煌，得益于在明代的基础上，桂林的文化教育得到了更快更好的发展，学术氛围浓厚，风清气正，拔尖人才遂能鱼贯而出。
(记者杨湘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