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老照片引发的石刻疑案
□尹文军 文/供图
图①：玛利诺会档案馆提供的原始图片。
图②：根据原始图片虚拟的石刻笔画。
图③：桂海碑林博物馆藏《桂林石刻志》。
作为一名常年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的基层文博工作者，我喜欢收集老照片，目前电脑里收藏的桂林老照片不下千张。因为老照片与文物有很多一致性，它们同样是曾经历史的见证，是唤起我们回忆的载体。而且在文物研究中，一张恰到好处的老照片，会帮助佐证史料，判断真伪。两年前我在花桥副刊上发表的《将军桥，今安在》，解锁将军桥的前世今生，其中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老照片呈现的水桥和旱桥。因此，我十分重视老照片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这不，又一张老照片吸引了我的视线。
老照片上现石刻
某日，在桂林档案馆馆藏的电子版玛利诺会档案中，我偶然发现一张老照片，这张照片有比较完整的文字档案，里面记录了各种信息。照片名称叫“1935年中国桂林的岩洞”，说明文字是“桂林七星岩的照片。这有很多岩石，岩石有尖角，还有一些植物生长在岩石上。”根据现场比较，照片里的岩洞的确就是七星岩，但有两块石头是现在的七星岩没有的，一是地上有尖角的石笋，二是岩洞内部上方一块相对平整的石头。就是这块平整的石头，吸引了我的注意。
虽然这张照片分辨率不到1M像素，大小仅165K，清晰度比较“感人”，但我依稀发现这块平整的石头上，似乎有石刻文字，如果确定是文字，那肯定就是七星岩已经消失的一块古代石刻。我努力放大图片进行分辨，辨识出了“之洞”两个篆体字，从文字与碑面比例来分析，这块石刻应该是六个字，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玄玄栖霞之洞”?
1977年编印的三册《桂林石刻》，是在林半觉先生编纂的《桂林石刻志》(稿本)的基础上经校勘、补充而成的权威工具书。林半觉先生为桂林著名金石家，自20世纪30年代起踏勘广西各地，广泛收集、拓印、整理摩崖碑刻，被学术界誉为广西石刻的“活字典”。《桂林石刻》收录了1569件石刻，尤其是一些因各种原因损毁的石刻，在上面都能找到记录，至今仍被桂林石刻研究者奉为圭臬。
《桂林石刻》(上册)第三页，收录了“唐·佚名栖霞洞题字”，内容如下：
玄玄栖霞之洞
大唐显庆四年□□ □□□□
右磨崖在七星岩口。篆书六字，径六寸，款真书径二寸，显庆四年，公元六五九年。
这件摩崖石刻是唐代最早的摩崖石刻，在书中排行第二，意思就是除了隋代昙迁“栖霞洞”，这就是桂林最早的摩崖石刻，这件唐代石刻在史籍文献中多次出现，为历代文人所重视。可惜的是，这件唐代石刻在抗战时期被毁，没有拓片留下，我们已经无法得窥它的真容。从八十年代起，桂林出版的各种历史、文物、石刻、旅游书籍中，全都以《桂林石刻》的记载为出处，这么一块消失的石刻，被牢牢地定名为“玄玄栖霞之洞”。
根据《桂林石刻》的附注，石刻篆书，字径20厘米，这与老照片展示的信息并无矛盾之处，而且七星岩也没有其它石刻会有篆书“之洞”这两个字，该石刻应该就是“玄玄栖霞之洞”。
照片放大生疑云
既然这是已经消失的、又没有留下拓片的重要石刻，那应该找到更清晰的照片版本，让世人一睹风采。根据文字档案中记录，这张照片尺寸是11.2×6.9厘米，幅面还是比较大的，可以对清晰度寄予更高的期望。于是我先根据档案提供的网址，查看纽约玛利诺会档案馆的官网，但由于网络限制无法访问。不过档案里提供了另一个出口，就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官网，国内是可以正常访问的，在官网首页上搜索“guilin”，出现了近200张历史照片，其中就有这张七星岩照片。网站的确只提供1M像素以下的中低分辨率图片下载，但在官方网页上提供了最大2倍放大。通过放大，另外四个字也依稀呈现了，“棲”“霞”的局部笔画完全能对应上，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就是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从笔画看，很明显不是同一个字，第二个字更像“元”字，这就很奇怪了。
我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石刻研究者，不过幸好当年曾负责编纂《桂林墓志碑文》一书，辨识、校对过的碑碣数以百计，在金石学方面算是薄有经验。当文物与文献出现矛盾的时候，老规矩，第一件事就是去核实文献。
历史文献中关于这块石刻的记录还是蛮多的，但这些记录，也存在着矛盾的地方。
嘉靖《广西通志》卷十二“栖霞洞”收录了南宋尹穑的《仙李洞铭并序》：“仙李岩即‘玄元栖霞洞’。唐祖老氏尊以‘玄元’之号，而所在祠之。今洞额镵刻篆字，奇古不磨。又有老君像在焉，意其自唐始耶。”明·张鸣凤《桂胜》载“栖霞洞：唐祀玄元於此，故名‘玄元栖霞洞’。”万历《广西通志》同。明·曹学佺《广西名胜志》载“栖霞洞，唐祀玄元老子于此，有古像，相传明皇所寘。”虽普遍缺一个“之”字，但明代都称“玄元”无疑。
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改变，因避康熙“玄烨”之讳，方志出现不同写法。康熙《栖霞寺志》“基地”载：“(栖霞洞)洞口高敞，正西向上镌古篆文‘玄元棲霞之洞’。”嘉庆《广西通志》卷九四“栖霞洞”亦引用了《仙李洞铭并序》，但是将两处“玄元”改为了“元元”。嘉庆《临桂县志》则仍称“玄元”。值得一提的是，《广西通志》采取的避讳方式是将“玄”改作“元”，而《栖霞寺志》《临桂县志》的避讳方式，则是省略了玄字的最后一个笔划“、”。
民国时期不用再避皇帝讳了。在《南社丛刻第二十三集第二十四集未刊稿》中，我查到了邓万岁的一篇游记——果然，民国人不仅不用避讳，连名字都起得这么有帝王气——这篇《栖霞洞游记》有这样的描述：“洞门高敞，西向堂皇，拟京观磨崖大书‘玄元栖霞之洞’，篆文为唐李勃书。”这位邓万岁出身篆刻世家，其本人也是一位以篆书见长的书法家，他对“玄元”的记录，应该是最为可信的。但“为唐李勃书”值得商榷。
至此史实就比较清楚了，各种文献的记载都是“玄元”，唯有《桂林石刻》一书写的是“玄玄”。这不仅影响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各种书籍，日本知名石刻研究学者户崎哲彦在《桂林唐代石刻的研究》一书中，也对文献记载与《桂林石刻》之间的矛盾表示了疑惑。但他还是试着作了解释：玄玄来自《道德经》中的“玄之又玄”，老子在乾封元年(666)被高宗追尊为太上玄元皇帝，在此之前的显庆四年(659)，题字是“玄玄”的可能性更大。
“玄玄”成立的前提，是《桂林石刻》的记载无误，但老照片显然不太支持这一点。是林半觉先生写错了，或者印错了?还有老照片能不能更清晰地佐证，我决定作进一步探究。
上下求索寻真相
我先是到桂海碑林博物馆，查询《桂林石刻》的原始手稿。由曾燕娟馆长引领，在碑林新建成的藏品库房中，我见到了林半觉先生的《桂林石刻志》，全套22册，按山名、洞名分册，整书页面发黄，有虫蛀的痕迹，仿佛散发出历史的沧桑感。文字多以毛笔小楷写就，娟丽工整。书页中钤盖林半觉多枚印章。
我毕恭毕敬地捧出七星山一册，小心翼翼地翻到“唐佚名栖霞洞篆书洞额”一页，发现用钢笔写的正是“玄玄棲霞之洞”。这说明“玄玄”的根源，果然是在林半觉先生的原始石刻档案这里。
说实话我有些难过，我宁愿这是印刷错误。因为内心不愿像半觉先生这样的石刻前辈，出现这样的失误，甚至觉得对他有些不尊重。但同是研究历史之人，我想对历史的尊重只怕更加重要。为了证明这是被前辈带偏的历史，我反而需要更有力的证据，就是找到这张老照片更清晰的版本。
在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网页上，除了中低分辨率图片下载，还留了一个渠道，就是直接与纽约玛利诺会档案馆联系，向他们索取更高分辨率的图片。不过苦恼的是，由于网络限制，我无法发送、接收往来的邮件。无奈之际，我想到了我的老班长。
范晶是我在桂中读高中时的班长，在美国加州定居多年，我通过微信向她求助，请她帮忙下载到高分辨率照片。范班长爽快地答应了，她联系了纽约玛利诺会档案馆。纽约方很快就回复了邮件，提了一大堆问题，诸如我从事的工作、研究的内容、照片起到的作用、课题或文章准备发表在哪里、会有多少人看到等等，我一一作答，机翻后再请范班长转达。要说纽约方效率的确很高，一天后就回信了，发了一张35M大小的TIF图片，虽然有水印，但不影响“核心”区域。他们还表示，如果清晰度不够，他们可以再次扫描更高分辨率的图片发送给范班长。
我看了这张35M的“巨大”图片，六个篆字的笔画轮廓基本出来了，的确是“玄元棲霞之洞”无疑，而且是比较标准的小篆。但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我决定得寸进尺，请纽约方再次扫描。当然这次的条件又升级了，需要我的简历和授权书。我查找资料算是阅历比较丰富的，但这次真的是全新的经历。范班长很体贴地提供了美式模板，我按格式要求一一填写，并将委托书签名拍照，全部交她转发纽约方面。纽约方也很守信，再次扫描发送了更大的图片，但可惜的是，由于原件就是一张5吋大小的黑白老照片，这块石刻又只占照片的很小一部分，原件不够清晰的话，再怎么扫描也无法突破了。
我将图片发给林京海、曾燕娟、石身志等几位石刻专家求证，“玄元棲霞之洞”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一张老照片引发的石刻疑案，至此可以盖棺定论。
这件石刻何时消失的呢?经过到七星岩现场勘察对比，石刻所在的从岩顶下垂的岩石已经不存。《桂林石刻志》里说是抗日战争中因刻“七星岩”三字被毁，但显然“玄元棲霞之洞”并非刻在洞外，而是在岩顶进深约四五米的下垂的岩体壁上，这也是这块唐代石刻免受风吹雨淋、保存近1300年还能比较清晰的重要原因。不过林半觉提的被毁时间点是可以参考的，我猜测是毁于桂林保卫战，因为七星岩曾是八百壮士殉国的战场，至今岩顶仍有岩体脱离后留下的棕色节理。
探索发现的心得
对于这次的探索发现，我有几点认识和感想。
第一，这件石刻是桂林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石刻，在桂林摩崖石刻历史记载上是仅次于隋代“栖霞洞”的存在。但由于隋代“栖霞洞”石刻，只有林半觉《桂林石刻志》这一孤证，有学者专门考证，对它的真实性存疑。从这个角度来说，“玄元棲霞之洞”可以说是有“实锤”的桂林最早摩崖石刻，它既见载于历代多种史籍，现在又有老照片的佐证。尽管仍然无法得见石刻的全貌，但大致的模样已经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第二，尽管前辈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桂林石刻仍然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发现。以此石刻为例，若非老照片的出现，只怕再过千百年，大家仍然会认为七星岩的篆额是“玄玄栖霞之洞”，这是对历史的误读，也是对文献整理者、历史研究者的鞭策。无论是调查还是研究，务必严谨至上，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对历史负责。
第三，感谢范晶同学和纽约玛利诺会档案馆。范晶虽然定居国外，但始终关心祖国和家乡建设。早在两年前新冠疫情初起，她就迅速成为志愿者，千方百计为武汉筹集、转运了大量的医疗物资，为国内的疫情防控作出了贡献。这次听说我作桂林历史文化的发掘研究，也是投入极大热情，花费大量时间，反复沟通指点，终至目标达成，足见一片赤诚之心。纽约玛利诺会档案馆提供资料虽然程序复杂了些，但响应快速，服务热情，让我见识了服务型档案馆的风采，感受到“知识无国界”这一理念的温暖。
第四，上面汇报了此次调查发现的由来、途径和方法，希望能为文史研究者、爱好者们提供一些借鉴。时常会有同好问我：“尹工为什么你总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发现?”在这里我想分享几点心得：一是细心，能敏锐地注意到历史文化方面不同寻常的蛛丝马迹;二是执着，一但发现线索就坚定地探寻下去，多动脑筋，多想途径;三是讲逻辑，论证需要充分的证据，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让发现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四嘛，也许还需要多一点点的……嗯，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