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三进桂林城
中年时期的巴金雕像。
青年时期的巴金。(记者翻拍)
巴金故居旧址纪念墙，立于2015年。
□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除巴金外，还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国当代著名作家。2003年11月，巴金被国务院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抗战时期，巴金曾经三次在桂林生活、工作，创作了大量为抗战大业呐喊的文学作品。如今的七星公园北门的栖霞路、建干路和六合路交会处，有一堵由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立的“抗战时期巴金桂林住所旧址”纪念墙，作为桂林抗战文化标识系列之一，桂林人民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这位给桂林留下过深刻记忆和宝贵文化遗产的文学巨匠。
第一次来桂林遇上日机连番轰炸
巴金第一次到桂林是完全意义上的逃亡加避难。
抗战初期上海成为孤岛后，1938年3月，巴金和靳以到广州建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继续从事出版和写作事业。但是好景不长，当年10月末，日军开始进攻广东，广州岌岌可危。10月20日凌晨，广州城警报大作，在记者叶广良的帮助下，巴金一行十人乘坐木船匆匆离开了广州，踏上了逃亡之路——次日广州失守。
从广州撤出的巴金，首先是到了梧州，之后经柳州，11月8日才艰难抵达桂林。1938年的11月份，是文化人流亡桂林的第一个高潮，也是日机对桂林城实施狂轰滥炸的一个月，据不完全记录，1938年11月和12月两月间，日机至少对桂林实施了5次大轰炸，巴金都曾亲身经历。从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到梧州，再到桂林，巴金经历了太多的轰炸，目睹了太多的日军暴行，所以这次在桂林居住的4个月时间里，他创作的几篇散文，都离不开日机轰炸下的桂林城惨状和对侵略者的满腔愤怒。
在1939年1月中旬写就的关于桂林的第一篇文章《桂林的受难》中，巴金这样写道：
“……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每次要听见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去。我们常常在中途田野间停下来，坐在树下，让绿叶遮掩了我们的身子，听着轰炸机发出‘孔隆’‘孔隆’的声音在我们的头上飞过，也听见炸弹爆炸时的巨响。于是我们看见尘土或者黑烟同黄烟一股一股地冒上来……”
1月下旬，巴金写了《桂林的微雨》一文：冬雨中，巴金走到了街上，然后，他熟悉的桂西路(也就是现在的解放西路)，“忽然缩短了，凭空添了一大片空地。我看不见那个走熟了的书店的影子”。
“我要去的那个书店完全做了燃料，我找不到一点遗迹了。”“还有我去过的一位朋友的家也不知道连屋瓦都搬到了何处去!剩下的是一片荒凉。几面残剩的危墙应当是那些悲惨的故事的目击者。”
第一次来桂林，巴金“住在漓江的东岸。那是年长的朋友的寄寓。我受到他的好心的款待。他使我住在这里不像一个客人。于是我渐渐地爱起这个小小的‘家’来。我爱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生满青苔的天井，我爱后面那个可以做马厩的院子。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地立在前面……”
此时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桂林城的山水和相对安全宁静的环境本应该是一处极好的避难以及写作出版场所，但这一切都被日军的轰炸摧毁了，初抵桂林便遭遇这一切的巴金，在《桂林的受难》中，其悲愤心情透纸而出：
“我走近了那个地方，才看清楚那不是人，也不是影子。那是衣服，是皮，是血肉，还有头发粘在地上和衣服上。我听见了那个可怜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修理汽车的工人，警报来了，他没有走开，仍旧做他的工作。炸弹落下来，房屋焚毁，他也给烧死在地上。后来救护队搬开他的尸体，但是衣服和血肉粘在地上，一层皮和尸体分离，揭不走了。”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
巴金这些真实的记录，让桂林人永远记住了1938年那个冬天，这是日军轰炸平民罪行的铁证。在这两个月间的野蛮空袭下，桂林市区一半成了废墟，全市众多工作因为轰炸而陷入停顿，巴金建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的计划也受到严重影响，一时间无法开展工作。1939年2月，除夕过后，巴金携萧珊离开了桂林，绕道温州、金华回上海。
第二次来桂林游了阳朔
巴金第二次来桂林，是在1941年9月8日，目的是继续建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仍居住在桂林东江路福隆街一栋木制的小楼里，与王鲁彦、林憾庐相邻。与第一次来桂林时的狼狈流亡不同，这次巴金和红颜知己萧珊起码可以从容地欣赏桂林美丽的山水。9月15日，巴金乘船顺流而下沿着漓江一路赏景直达阳朔，晚上又乘舟返回桂林。
17日，巴金在接受《广西日报》采访时的文字，今日依然可查：
“名小说家巴金日前由昆明来桂旋往阳朔游览……”
第二次来桂林，与第一次来桂林即遭遇日机轰炸，巴金的际遇已不可同日而语，至少当时的日机密集轰炸暂时已经告一段落，巴金得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他的写作和出版事业上。
抗战伊始，得益于桂系与蒋介石的隔阂，当时的广西首府桂林相对拥有比较包容的政治和新闻出版政策，环境比较宽松，这也使得桂林荟萃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名文化进步人士，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名头便由此而来。
抗日战争期间，除了巴金，享有盛誉的现代文学巨匠郭沫若、茅盾也曾先后来过桂林，对桂林进步文化运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郭沫若、茅盾住桂时间不长，前者仅二十七天，后者也只有九个月。住桂时间最长的就是巴金了。
据广西著名学者、作家邓祝仁教授考证，这段时间，巴金在桂林的住地有两处，第一处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的办公地，第二处依然是在第一次来桂林时居住的福隆街。不过，这一次巴金换了个地方，不再是第一次来桂时好友林憾庐的旧宅，而是旁边的一栋新的木制小楼。从当时桂林分社在桂林《大公报》第一版的广告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总理处的位置，还是在巴金住处附近——当时的门牌号码是：福隆街32号之六。
据邓祝仁教授讲述，巴金在桂林的这第二段旅居岁月，历时七个月，其主要文学活动和作品包括：继续撰写长篇小说《火》的第三部，散文《长夜》《寻梦》《灯》《别桂林及其他》〔以上诸篇散文均见于《巴金散文选》(上)〕。当然，控诉抗战时期国统区民国政府令人不齿行为的中篇小说《还魂草》也是在这段时期面世的。
据史料记载，1942年3月14日，巴金在桂林处理好出版社事宜，在桂林中北路桂北商场建好分理处后，离开桂林前往成都、重庆，去拓展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
这一次离开桂林，在散文小集《别桂林及其他》中，以《别了，桂林的夜》为名，巴金描述了他对桂林的依依不舍之情：
“……我们记错了开车的时刻，冒着微雨赶到车站，车还没有来……分别的痛苦把我们抓在他的手里，一捏一松……桂林的春夜原来是这么寒冷的……分别就在眼前，但是意外地我却感到踌躇了。我坐在车厢内，推开半扇窗户，朋友们就立在窗下月台上，八张亲切的脸同他们的微笑一转眼便会消失，我不能没有留恋……”
虽然毅然决然地挥手而去，对于桂林，有他的事业在，有他亲戚朋友在，巴金怎能没有留恋。
第三次来桂林完成人生大事
1942年10月14日，巴金结束了他的川渝之行回到桂林，这次在桂林比较安定地住了约一年半的时间。不过，到得第二年，因为抗战吃紧，巴金所领导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不少编辑人员为生计所迫，陆续脱离分社另谋他途。面对这种事业凋零的局面，巴金也一度一筹莫展，颇感悲寂。还好，这个时候，正在昆明读书的萧珊决定放弃学业，来桂林陪伴巴金。
据资料记载，1943年前后，巴金虽然写作繁忙，但对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仍是呕心沥血，一丝不苟，哪怕是一些代作者剪辑文稿、看校样、跑印刷厂的琐碎事务，也一力担当，并无怨言。“我并不怕失业，因为这是义务劳动。不过能不能把一项工作做好，有关一个人的信用。”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抗战事业鼓与呼，这无疑是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文人在面对外敌侵略时应有的表现，而在巴金看来，这是义务。
这个时期，巴金依然住在他熟悉的东江路福隆街的一间木屋里。据邓祝仁介绍，在这里，巴金完成了他的《火》(第三部)，并于创作间隙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斯托姆的《迟开的蔷薇》。
这段时期的桂林物价飞涨，桂林百姓的生活很是困苦。虽然此时桂林的出版行业从表面上看很是繁荣，但出版成本的巨幅增加以及不良刊物的盛行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给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1943年9月25日的桂林《大公报》曾发表署名寒流的文章《桂林作家群》：“过去一段时间盛传离桂的作家还有巴金，这位为青年读者敬爱的作家却没有离开桂林。他似乎比一九三六年写《沉默》一书时更沉默了，《火》的第二部第三部将在他这种态度下产生。他似乎很少有烦恼的事情，但近来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发展却使他有点烦恼，运输困难，印刷不易，再加上审查的手续繁难，对着这些问题，他也感到棘手罢。”
这些棘手的事情多少让巴金有些一筹莫展的味道。1944年初，当他的兄弟李济生来桂林帮他打理出版社后，1944年5月8日，巴金终于下定决心，和萧珊以旅行结婚的名义在贵阳花溪举行了婚礼，完成了他人生中另一件重大的事情。自此以后，巴金再未回过桂林。
此后在回顾自己倾注极大心血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时，巴金说：“在抗战中，文化生活社尽过它微弱的力量，也遭受过不小的损失，可是它依然存在，虽然不健康，毕竟活到十年了。这十年虽然飞如流矢，却也过得不易啊。”
巴金说自己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而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在巴金看来，他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
1942年写于桂林的散文《灯》的最后，巴金如是说：
“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
巴金留给桂林城的文化遗产，他面对外敌入侵时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值得桂林人立碑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