漓江东岸的新中国剧社纪念墙
□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图①：位于福隆园附近漓江边的新中国剧社旧址纪念墙。
图②：抗战期间新中国剧社社员合影。(记者翻拍)
八十多年前，桂林的抗战戏剧运动因其剧作家多、团队多、新剧多而成为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众多戏剧团队中，新中国剧社又格外引人瞩目，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该剧社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总共上演了二十多部宣传抗日救亡的剧目，影响力极大，成为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的中坚力量。
今天的漓江东岸福隆园附近的江边步道上，立有“新中国剧社桂林驻地旧址”纪念墙，桂林人民用这种独特的艺术方式来纪念为桂林抗战戏剧运动发展做出过历史贡献的新中国剧社。
鸡鸣直似鹃啼苦
皖南事变后，一向相对开明的桂系也开始变脸，桂林文化城一片肃杀景象，抗战宣传受到限制与扼杀，为免遭迫害，许多战斗在第一线的文化工作者不得不暂时告别桂林，而前往它地。就连著名的新安旅行团的小朋友们，也不得不在周恩来的部署下离开了桂林，分期分批绕道香港、上海前往苏北根据地，前一阶段桂林戏剧界生机盎然的繁荣景象顿时不存，气氛十分压抑。为了应对当时的不正常政治气候，以便保存实力继续坚持抗战宣传工作，并使散落在西南大后方各地的一些宣传抗日救亡活动的团队能在桂林有一个据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批文化界的仁人志士组建了新中国剧社。1941年10月5日，新中国剧社正式成立，而为了方便展开工作，新中国剧社在向政府申报时是以民间职业剧团的名义注册的，从此，新中国剧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南第一个民间剧团，继续在国统区以戏剧的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新中国剧社的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任社长是李文钊。
李文钊祖籍临桂两江西岭村，1899年出生，毕业于广西法政专科学校本科一班，学生时代即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参加过著名的五四运动，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因在上海与党失去联系而脱离党组织。历任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宣传科长、五路军总政训处上校秘书、国防艺术社副社长、社长、五路军总部参议、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少将副处长等职。
1940年初，李文钊被免去国防艺术社副社长职务，到五路军总政治部任设计委员。离开用艺术这一武器参与抗战的集体，一直认为“在目前救亡宣传工作中，戏剧占着一个重要地位”的李文钊一度十分失意，但随即便想到了一个筹建民办职业剧团的办法，以继续他在国防艺术社鼓呼抗日救亡的未竟事业。1941年初，凭借与桂系高层多年交往的特殊身份，李文钊邀约了几个愿意出资的朋友，办好了社团登记手续，这个社团的名字就叫“新中国剧社”。注册完毕后，社团却因暂无合适人手，一时间只能闲置。这时，来自演剧队的杜宣、许秉铎、姚平等人，因在艺术馆戏剧部受到排挤，无法继续工作，正想另谋出路，于是当年5月，得知消息的李文钊见到了杜宣等人，表达了合作意愿。杜宣在向党组织请示后，决定与李文钊合作。此后杜宣又分别前往南岳和坪石找到了田汉与洪深，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此事令李文钊大喜过望，在协定了剧团的一应制度规矩后，李文钊在福隆街租了一栋木楼，让社员们搬了进去，自此开始了新中国剧社的正式运作。
1941年10月5日，新中国剧社举行了成立大会。10月10日，新中国剧社公开演出了由田汉导演、杜宣执导的第一部话剧《春回大地》。11月份，借为郭沫若庆祝五十寿辰之名，杜宣以郭沫若秘密回国参加抗战和他在日本的夫人及子女的艰难处境为题材创作了两幕剧《英雄的插曲》，田汉则创作了长诗《南山之什》，由姚牧谱成四部大合唱，有力配合了重庆文艺界开展的祝寿活动。资料记载，由于演出反响热烈，剧社又排演了《蠢货》《风波亭》与《英雄的插曲》，举行了首次实验公演，连演七场而热度丝毫不减。
不过，在势头正猛的当头，新中国剧社却在此时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建社初期，李文钊已将桂林城内的房产变卖，原来答应出资的几个朋友，眼见经营剧团没有想象中的利润，也不肯再出资。李文钊迫不得已，把自己夫人的首饰都拿出来变卖，却仍是独力难支，即使后来找了几个小股东，也是杯水车薪，令剧社难以为继，甚至面临断炊的危机。几个月的苦苦支撑，让李文钊陷入了“负债累累，卖尽当光”的尴尬处境，难以继续挑起剧社的重担，于是经过协商，12月7日，李文钊辞去了社长职务，仅以顾问名义留社指导。
李文钊尽管离开了新中国剧社，但并没有置身事外，作为一名曾与剧社一起共过患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始终关注着剧社的成长和进步，并时常出谋划策，对剧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新中国剧社的成立和发展历史上，李文钊功不可没。
壮绝神州戏剧兵
李文钊离任后，扛起新中国剧社大旗的是新社长杜宣。
杜宣，原名桂苍凌，生于1914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上海总盟负责人之一，曾与于伶等戏剧家一起，富有成效地领导过三三剧社。著名的剧作家、散文家、诗人、书法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党员，杜宣熟知党的纲领、目标、信念和任务，在左翼剧运中又积累了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和艺术工作经验。如果要选一个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来开展戏剧艺术工作、领导和组织新中国剧社的人，杜宣的确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在新中国剧社完成由李文钊个人负责到全体社员承担经营风险的体制转变之后，如何更好地完成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统区坚持下去的要求，一直是盘桓在杜宣等领导人心中的主要问题。在新中国剧社内，不建立党组织，也不发展新党员，原因是中央南方局在跟桂系商谈统一战线问题时，曾经明确过这方面的内容。当时新中国剧社唯一的党员就是杜宣(许秉铎的组织关系当时没转到剧社，石联星和瞿白音都是后来才完成组织上入党的程序)。值此剧社重大变动之际，杜宣专程去重庆向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汇报和请示工作。周恩来当时明确作出两项指示：一是桂林有没有新中国剧社，情形完全不一样。有了这个剧社，西南文化界就有了一个战略据点;二是组织上已决定拨一笔钱给新中国剧社。周恩来在政治上激励，明确方向，在经济上支持，解燃眉之急，帮助新中国剧社渡过了草创时期的难关。
从重庆带着周恩来的指示回来后，杜宣组织新中国剧社在阳朔开了三天的会议，确定了剧社此后的方针大计。会上全体社员达成了四项共识：首先是为了生存，需要改变经营方法，到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去旅行公演;其次成立艺术委员会，为提高艺术质量提供体制上的保障;三是建立生活委员会，实现社员和领导层之间的有效沟通;第四就是经常请专家到剧社做时事报告，满足大家迫切关注时局变化的要求。杜宣组织的这次阳朔会议，让剧社形成了空前的凝聚力，也使得新中国剧社逐渐成长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艺术团体。
新中国剧社的另一项竞争优势则是人才。资料记载，除了有田汉、洪深、欧阳予倩对剧社的大力扶持外，从四川调来桂林担任理事长的瞿白音也是一名有着丰富导演经验的“老兵”，而其他社员也都有在战地宣传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宣传经验，称得上兵强马壮。
桂林本地学者认为，这批人员专业素质高，不少人都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有着扎实、深厚的艺术功底，如石联星曾就学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朱琳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专攻过音乐，严恭毕业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表演系，周伟毕业于广西艺术专科学校……在30多人的戏剧队伍中拥有这样大比例的专业戏剧工作者，演出的效果自然是那些临时自由组合的各种业余戏剧团队难以比拟的;此外，人才中编、导、演齐全，严恭、汪巩、瞿白音、杜宣等不仅是编剧，更是出色的导演，合理的人才配置，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剧社的战斗力。
睿智的领导层，合理的组织架构，专业的人才配置，对艺术事业的赤胆忠心，为抗战人尽其力、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有的这些因素让新中国剧社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成为了当时大西南后方影响力最大的抗战戏剧运动组织。
浩歌声里请长缨
新中国剧社在桂林期间大量上演的抗日救亡剧目，不但丰富了桂林戏剧舞台，也是对进步文化的有效传播。而新中国剧社在联合进步文化力量、推动桂林戏剧运动的发展工作中，也是不遗余力。1944年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是抗战时期国统区乃至中国戏剧史上盛极一时的重大活动，新中国剧社就是最早的倡议者和组织者之一。
资料记载，从1941年11月到1944年秋，新中国剧社在桂林戏剧舞台上演的话剧、活报剧的主要剧目有：《大地回春》(陈白尘编剧、田汉导演)、《英雄的插曲》(杜宣编剧、韦布导演)、《风波亭》(江上青编剧、严恭导演)、《秋声赋》(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再会吧，香港》(田汉、洪深、夏衍等编剧、洪深导演)、《军用列车》(石炎、严恭编剧、严恭导演)、《黄白丹青》(洪深编剧、王逸导演)、《海国英雄》(魏如晦编剧、瞿白音导演)、《金玉满堂》(沈浮编剧、瞿白音导演)、《戏剧春秋》(夏衍等编剧、瞿白音导演)、《钦差大臣》〔(俄)果戈里作、瞿白音导演〕、以及《饮食节约》、《画饼充饥》、《怒吼吧，桂林!》等。
以上剧目中，有来自国外作品的改编剧，看似与抗战主题没有多大联系，却间接影射并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无能。其他作品则大多选择了抗战时期的各种题材，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充分反映抗战时代精神和人民奋起反抗的精神风貌，其中直接反映桂林社会现实、宣传抗战的有《秋声赋》《怒吼吧，桂林!》两部。
《秋声赋》是田汉为支持新中国剧社第二次公演而创作的名篇。剧名借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名作《秋声赋》的意蕴和篇名，通过描写新文化人徐子羽与其妻秦淑谨及情人胡蓼江之间的爱情纠葛及变化，意在号召人们以国为重，投入到抗战的滚滚洪流中来。
《怒吼吧，桂林!》是新中国剧社于1944年秋离桂之前的最后献礼杰作，这是一出大型10幕活报剧，戏中运用了活报剧灵活演出的特点，从前线写到后方，主要揭露国民党及权贵阶层消极抗战、大发国难财的卑劣面目，也反映了西南人民支持抗战的决心。舞台上展现了桂林街头抗战宣传场景，情景交融，在桂林引起了强烈震动，其获得的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1944年湘桂大撤退，新中国剧社于7月份从桂林撤到了柳州。据杜宣回忆，通过党在四战区的负责人左洪涛的安排，新中国剧社暂改名怀远剧团，后经贵阳、安顺等地，于1945年抵达昆明。1946年3月，闻一多、李公朴事件发生，剧社决定转移上海，途中曾东渡台湾演出《郑成功》，轰动台北。1947年3月，新中国剧社到达上海。同年11月，为保存力量，根据上海地下文委的指示，解散剧社，准备迎接解放……
他们说
壮绝神州戏剧兵
新中国剧社是大后方第一个把握人民现实生活的话剧团体，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但指示了中国对戏剧工作的新道路，而更要紧的是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觉悟，因此，也就真能名符其实地象征了“新中国”。
——闻一多，《“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吧!》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耻随竖子论肥瘦，争与吾民共死生。肝脑几人涂战野，旌旗同日会名城。鸡鸣直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明。
——田汉诗
桂林剧运近来颇为热闹，新中国剧团演《大雷雨》成绩甚佳，接着《秋声赋》、《风雨归舟》、《大地回春》次第上演……照样子看，可以做到天天有话剧看。
——田汉写给郭沫若的信
在这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里，“新中国”能在十个月的长期旅行中，克服一切困难，不断地在各地公演，跋涉往来。诚如他们的社徽所示沙漠中的骆驼一样，这种任重远致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在目前剧运中自有其特殊意义及影响。我们对于这一战斗的团体寄予无限的蕲望。
——李文钊，《目前剧运与对“新中国”的蕲望》
田汉同志以他杰出的才情为剧社创作了《秋声赋》，由瞿白音导演，演出后轰动了桂林，但为这出戏付出演出费的章东岩先生，却因超出他的负荷，他无力偿还债务而被迫自杀了。我们剧社的同志永远缅怀他。
——杜宣，《青春结伴赴国难 驼铃声声路漫漫——杜宣谈当年新中国剧社》(作者：邱忠毅)
一无钱，二无房子，三无饭吃。
——石联新，《回忆新中国剧社在桂林》
一个演员既要深入角色，达到忘我的境地，又要有演员自身理智的控制，这样才能在舞台上达到作者对人物塑造的预期效果。
——瞿白音，《怀念瞿白音》(作者：钟耀群)
(记者杨湘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