漓江边的新安旅行团纪念墙
图①：毛泽东给新旅的亲笔回信。 记者翻拍
图②：位于解放桥南漓江边的新旅纪念墙。
图③：新旅团员们抗战期间的合影。 记者翻拍
□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192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淮安河下镇莲花街西端、通济桥近旁的灵王庙创办了一所新式小学——新安小学，当时入校学生大多是穷苦渔民、小贩、手艺人家的孩子。1930年3月，毕业于晓庄师范的汪达之受陶行知委托，继任新安小学校长。此后，随着日寇侵华步伐的加快，孩子们再也无法安心读书，1935年10月10日，汪达之决定，带着孩子们组成新安旅行团，走出淮安，向着镇江、南京、上海，乃至全国，以长途修学旅行的方式，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团结民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1938年11月，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抵达桂林，开始了在桂林长达两年半时间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今天桂林漓江东岸解放桥南的小游园处，立有一堵“新安旅行团桂林住地旧址”纪念墙，桂林人民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为抗战事业做出过特殊贡献的新旅的青少年儿童团员们。
一群小好汉 保卫大武汉
1929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江苏淮安创办了新安小学。从1934年起，陶行知热心推广“小先生制”，“小先生”成了普及教育、宣传抗日救国的生力军。
资料记载，1935年10月，该校14位学生在校长汪达之的率领下，组成了新旅。首批新旅团员共14人，最大的17岁，最小的仅12岁。每人一双草鞋、一把雨伞、一只小挎包，一套电影放映设备、几部黑白无声抗日影片和数十张抗日救亡歌曲唱片，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了。在今天位于淮安市淮安区月湖边的“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里，展出了一张当年的人员工作分配表：13岁的曹维东负责营业，16岁的程昌林负责交际兼编辑，17岁的张俊卿负责管理行李兼记录……
在一个很多人还懵懂无知甚至还要向父母撒娇的年纪，新旅的14名团员就以幼小的身躯扛起了宣传抗日救国的重担。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新旅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半壁河山，他们运用文艺武器宣传抗日，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支宣传劲旅。早期他们一路主要靠募捐、卖报、放电影等活动所得收入来维持生活与开展活动。
没有陶行知，不会有新安小学，也不会有新旅。陶行知积极支持和直接指导新旅的建立，他用自己母亲的人寿保险金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赠送给旅行团。他给新旅定下的任务是：一边宣传抗日救亡，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放电影、卖书报等，自己养活自己)，一边当“小先生”，普及教育。
此后十多年，新旅深入工厂、农村、学校、码头，通过投稿、演出舞台剧、售卖进步报刊、播放革命电影等方式筹措经费、宣传抗日。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很多爱国进步人士的关心和支持。
1938年，新旅团员徐志贯、张牧等在兰州入党，经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批准，新旅党支部正式成立。同年六月底，新旅来到了华中重镇武汉，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热情接待了新旅总顾问汪达之和总干事徐志贯，并给予了热情的赞誉和鼓励。
进入抗战重镇武汉后，新旅团员们不畏炮火，慰问伤兵、劳军支前、组织群众，成为文艺战线上一支特殊的生力军。“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这首陶行知写的赞诗，成为新旅奋战在抗战一线最生动的注脚。
周恩来和新安旅行团
1936年7月，新旅到达上海后，在中共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支部的关怀下，艾思奇、孙冶方、金仲华等为他们讲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中国农村问题以及国内外形势，在听了孙铭勋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陕北见闻后，新旅的团员们才第一次听到了党和红军领导人周恩来的名字，并且第一次知道，周恩来是他们的淮安老乡。
资料记载，1938年5月下旬，新旅到了西安，当时大家都渴望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在七贤庄，当中共中央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林伯渠接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恳切地提出了这个请求。林老劝他们说，新旅普及抗日宣传，已经有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新旅今后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宣传抗日的有利条件。林老随后传达了周恩来同志要新旅尽快到武汉去的指示：周恩来同志要我转告你们，要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可以把延安作为新旅秘密的后方，你们派些人去学习，学好了还回新旅工作。全团就不要到延安去了。
从林老的谈话中，新旅团员们了解到：周恩来其实早就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并且一直在关心他们。于是新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除派程昌林(凌则之)、朱金山、张俊卿去延安学习外，全团在6月下旬从西安奔赴武汉，并于月底顺利抵达。
“家乡出现了你们这支抗日儿童团体，我很高兴。”7月1日，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一起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见新旅总干事、党支部书记徐志贯和顾问汪达之时如是说。
此后，正当新旅的孩子们忘我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时，却面临经费断绝的困境。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宣传厅)厅长的郭沫若曾向政治部部长陈诚呈上申请报告，试图解决新旅的经费问题，但被陈诚拒绝，说除非收编，并集体加入国民党，才做经费上的考虑。被强制纳入国民党的轨道，是新旅所有人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面对陈诚的威胁，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又一次接见了徐志贯和汪达之，周恩来为他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你们用的钱一定要国民党出。新安旅行团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一定要保持。你们要充分利用新旅已经获得的社会影响，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之后汪达之曾与陈诚交涉，但再次被陈诚以新旅不接受政治部收编就一切免谈为由拒绝。
经费的事情最后一直拖到了十月底在长沙才算是解决。从武汉撤到长沙的时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与陈诚交涉道：新安旅行团这一群小朋友，早在全国抗战开始前就自动组织起来，到各地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宣传抗日救国，受到海内外同胞的赞扬。保卫大武汉，他们到最后才撤出来，精神可嘉。现在，抗战正处在紧要时期，宣传抗战还怕人多么?他们是个有很大影响的民间团体，你要收编，他们不愿意，你就要解散他们。假如真的解散了，对国民政府又有什么光彩呢?
周恩来随后继续建议陈诚：你可以和他们商定，新旅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由政治部发给他们生活费和工作经费，每隔几个月要他们向政治部提交一份工作报告。这样不是很好吗?最后，无言以对的陈诚只好同意了这个“特约”办法，按45个人的名额，每月发给新旅团员们生活费和活动经费。于是，新旅这一场争取生存发展和独立工作权利的斗争，终于在周恩来的政治智慧和直接帮助下取得了成效。
新旅抵达桂林后，12月7日，周恩来在桂林中学操场上同陈诚一起接见政治部三厅到桂人员和所属文艺团体，新旅作为“特约团体”也参加了接见，再次见到了周恩来。次年2月中旬，周恩来在桂林停留期间，抽空接见了徐志贯和汪达之，指示新旅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工作，并且给两人吃了颗定心丸：万一形势恶化，可以搬到苏北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去。此举再次为新旅指明了出路。事实上，皖南事变后，正是在周恩来的指示和安排下，新旅全体人员才得以安全地分批绕道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所在地区，继续从事抗战的宣传工作。
新旅的团员们最后一次见周恩来是在1939年的5月4日，当时周恩来到新旅的驻地东江小学看望了团员们。
新安旅行团和桂林
从华东到华北，又经西北到华中，再到长沙，1938年11月15日，闻名全国的新旅的小朋友们，在顾问、教育家汪达之的带领下来到了桂林。
新旅到桂林后，迅速与当时也在桂林的孩子剧团紧密合作，成立了临时联合干事会。作为“老大哥”儿童团，他们真正像个老大哥一样，在儿童运动中起到了组织、领导作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共成立了六七个儿童团体，局面迅速打开。
为了使桂林的儿童团有个总的领导机构，新旅于1939年1月15日，成立了“桂林儿童团体座谈会”。这个总的儿童运动领导机构，除讨论宣传工作的分配与计划、时事以及对外活动等问题外，最重要的是解决各儿童团体在组织领导、工作学习和生话上遇到的困难。
桂林儿童团体座谈会的小朋友们，上街头出壁报、写标语;进剧场表演、唱歌;到军人家中为出征军人家属服务;冒着大雨，去离桂林三十余里的大圩慰劳伤员，取得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在桂林期间，新旅最为社会各界所津津乐道的当属“岩洞教育”了。
1938年底，陶行知来到桂林。在1938年12月8日的《广西日报》上，亲眼见过日机轰炸桂林惨状的陶行知发表了《岩洞教育的建议》一文，指出桂林的山洞“不但是天然的防空壕，而且是天然的民众校舍”。陶先生还就“岩洞教育”的组织和内容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陶行知的建议得到了广西方面的大力支持，广西教育所根据陶行知先生“岩洞教育”的建议，组织了“广西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岩洞教育服务团”，利用遍布桂林城郊的岩洞进行战时教育工作。
新旅的小朋友们自然是最积极响应老校长号召的一群人，他们全力投入这一活动，与“岩洞教育服务团”的大朋友们一道，在普陀山的曾公岩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今天的曾公岩洞内的岩壁上，仍留有新旅当年所写的标语：“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
新旅在桂林大部分时间的驻地在今天漓江东岸五通街的东江小学处，但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未来更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的运作下，从1940年6月份开始，新旅便开始了恢复新安小学的工作。经过两三个月时间的筹备，1940年9月，新安小学正式开学，校址就在今天甲山巫山脚村的大庙里。1940年10月，为庆祝新旅建团5周年，顺便为刚恢复的新安小学筹集资金，新旅在国民戏院公演了吴晓邦先生的四幕舞剧《虎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轰动整个大后方。资料记载，当时连衡阳、曲江、柳州等地文艺工作者也来到桂林观摩学习。
“皖南事变”爆发后，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原本比较开明的桂系当局，也瞬间变了面孔。1941年1月28日，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销，2月1日，《救亡日报》被迫停刊，李克农被迫离桂前，向新旅党支部传达了周恩来的紧急指示：将团员们分期分批突破蒋、日封锁线，撤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去。路线是经柳州、湛江、香港，再由香港去上海转入苏北盐城。到达香港后，一切由廖承志安排。
从1942年2月开始，新旅的团员们化整为零，分期分批离开了桂林。刚恢复不久的新安小学则坚持到这个学期结束，直至7月13日才算是彻底停学，算上筹办期，历时一年有余。资料记载，从桂林转往苏北的新旅团员和新安小学师生共48人，其中9至16岁的23人，有46人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后记
回到苏北后，在刘少奇、陈毅的关怀下，新旅先后在阜宁、盐城、淮安等地组织起18万名儿童团员，为华中的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1952年，新旅和其他文艺团体合并为现在的“上海歌剧院”。十七载革命岁月，五万里救亡征途。新安旅行团的规模由最初的14人，逐渐扩大至600多人，他们在战火中磨练，成长为横跨政治、军事、科技、艺术领域的优秀人才，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上，留下了一抹绚丽的亮色。
记者在解放桥南漓江边的小游园处，见到了那堵新旅纪念墙，但今天的东江小学里，已无新旅的踪影;记者随后也曾走访了巫山脚村，从村里九十三岁老人秦宗荣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当年新安小学的印象也只剩下一星半点，曾经用来做校舍的大庙更是早就在抗战烽火中荡然无存了。经过八十余年的风吹雨打，新旅当年的踪迹似乎已无处可觅，不过，让记者欣慰的是，那堵纪念墙，还是把新旅的精气神留在了桂林的土地上。
他们说
邓祝仁：
陶行知最辉煌的一页
讲新旅的故事，肯定绕不开陶行知：陶行知是新安小学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
陶行知堪称中国人民的“万世师表”(宋庆龄语)，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型”(邓颖超语)。
据桂林本地学者邓祝仁介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归根结底集中体现在他终生倡导并施行的“生活教育”上。主要观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行之是知始”，等等。如今，我国教育界公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之中，以解放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出发点和归宿，其根本精神是“人民至上主义”。他在桂林的教育活动正是其根本精神的具体化表现。
陶行知是在1938年11月下旬抵达桂林的。当时抗战已全面爆发，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刚刚结束，他选择了桂林来筹备成立生活教育社，目的在以全面教育来配合并促进全面抗战，他充分利用他同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素有交往的有利条件，注意和各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通力合作，不到一个月便成立了桂林生活教育社。
一个公开的合法的抗日教育团体从此便活跃在桂林。
据邓祝仁考证，陶行知在桂林的一个月，正是敌机对桂林狂轰滥炸之时。11月30日这天早晨，他正在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演讲，突然，空袭警报长鸣，他便随会中执事钻进了雉山岩，并抓紧时间继续演讲，避空袭的群众也依然侧耳而听。这一意外而偶然的遭遇触发了这位教育家的灵感，他郑重地向广西当局写出了《岩洞教育的建议》。他从自己躲避空袭沿途的所见所闻和切身感受，以桂林抗战的现实生活和老百姓生活的实情出发，阐明了开展岩洞教育这种形式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能性。并对场地布置、教育组织、教学内容、教育方法、教学设备、教育经费、可能成效等诸方面一一分项罗列陈述。广西当局很重视陶先生的建议，立即召开党政群各方代表讨论研究，开展岩洞教育，并以此扩展为广西战时民众教育，设立广西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
邓祝仁认为，陶行知先生在桂林的教育活动已成为他毕生所从事的宏伟事业中最辉煌的一页。生活教育社的成立和岩洞教育的成功开展，标志着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不断发展、完善、成熟，显示了他教育思想的人民本位性、科学进步性、现实可行性、丰富多彩性、革命进取性和开拓创造性。(记者杨湘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