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牙楼前的田汉住所旧址纪念墙
□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图①：中年的田汉。记者翻拍
图②：位于七星公园内的“田汉桂林住所旧址”纪念墙。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本名田寿昌，乳名和儿，笔名有田汉、陈瑜、伯鸿、汉儿倚声、首甲、绍伯、漱人、陈哲生、明高、嘉陵、张坤等。汉族，湖南省长沙县人。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
八年抗战中，田汉曾数次到桂林，时间跨度长达四年多。田汉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领导人之一，参与创建新中国剧社，成功组织举办“西南剧展”，为有抗战文化城之称的桂林乃至整个国统区的抗日救亡戏剧运动，立下了不朽功勋。今天的七星公园月牙楼前西北处休闲园内，立有“田汉桂林住所旧址”纪念墙，作为桂林抗战文化标识系列之一，桂林人将永远铭记这位中国现代戏剧界的大师。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田汉
1898年3月12日，田汉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东乡田家塅茅坪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寿昌，乳名和儿。1911年，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田寿昌开始接受新思想，他写了小戏曲《新教子》，希望以此说服母亲支持他参加革命。他还想参加学生军，奔赴战场，因此与另外3个男孩相约改名，以“英雄怀汉”四字，各取一字给自己命名，以表达救国之志。田寿昌年龄最小，摊上一个“汉”字，从此更名田汉。
1916年8月，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的田汉，在校长徐特立的推荐下，跟随被任命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的舅舅易象(字梅园)赴日留学，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田汉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并于1920年发表话剧处女作《梵峨琳与蔷薇》;1921年，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田汉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一直延续至1922年回国。在日本留学期间，田汉接触到了包括政治、军事、哲学、文化、艺术在内的各种新知识，他想当艺术批评家、画家、诗人，当然，最令他痴迷的还是戏剧，他要做中国的易卜生，希望像鲁迅笔下的易卜生那样“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敢于“死守真理，以拒庸愚”。当时的日本，正风靡着西方各种流派的戏剧，一批沉醉于这新鲜艺术样式的中国留学生如欧阳予倩等，也开始从模仿到创造一步步地编演中国的这种新剧，田汉也就是在此期间感受到了戏剧的魅力，并相信自己此生的使命就是做一个戏剧家。
1922年，田汉与妻子易漱瑜(易象之女)回国。期间，二人创办文艺刊物《南国》半月刊，最后却草草收场，成立南国电影剧社却无大作为，加上妻子不幸因病去世等因素，田汉这几年间的路走得并不顺利。直到1927年接管私立上海艺术大学后，情况才开始有所改观。当时田汉邀请了一大批名家来校授课，后来又举办了名为“艺术鱼龙会”的演出活动，获得了极大成功。此后，田汉与一批同仁脱离上海艺术大学，成立了自己的南国艺术学院，后又与南国电影剧社一并归入“南国社”，集合和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戏剧运动和各种文艺的中坚力量。
田汉创办的艺术团体南国社，教师队伍里有徐悲鸿、洪深、欧阳予倩、徐志摩、唐槐秋、高百岁等，学员队伍里有郑君里、吴作人、赵铭彝、陈白尘、俞珊……从1928年到1929年，田汉率领南国社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无锡多地举行话剧公演和其他艺术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影响遍及全国。徐志摩曾经撰文称赞：“南国的情调是诗的情调，南国的音容是诗的音容。”
后人评价认为，1920年至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从创办《南国》半月刊到1930年9月南国社被国民党查封，田汉领导的南国戏剧活动历时6年有余。在上世纪整个20年代，田汉对中国现代剧坛影响极为深远。曹禺说，田汉“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风格变化
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田汉追求的戏剧风格是以青年的热情和浪漫主义为主的话，那么，到了30年代，田汉的艺术主张开始转向。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国情正面临急剧的变化，民族危机正一天天加剧，作为爱国诗人的田汉内心已经在自我搏斗。他认识了共产党人夏衍、冯乃超等，结成了终生的好友。中国共产党又派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加入南国社，帮助他“转向”。1930年3月，田汉在《南国月刊》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按照田汉的说法，“转向”就是“转换一个新的方向”，转向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田汉批评自己“热情多于卓识”，“浪漫强于理性”，决心把过去的得失，清算一空，进而研究现实的潮流与需要，不背离民众之要求。1931年1月，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田汉当选为执行委员，实际上主持左翼剧联工作。1932年春，坚决要求入党的田汉，经党组织的考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监誓人是瞿秋白。
作家苏叔阳在《田汉：中国“戏剧魂”》一文中有过如下描述：在党的领导下，田汉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领导了左翼戏剧运动，又和夏衍、阳翰笙等人领导和组织左翼电影运动。田汉还同小他14岁的音乐家聂耳成为至交，他们合作的歌曲一直在今天还回响在祖国的舞台。这段时期田汉写了许多名剧，如《梅雨》《洪水》《年夜饭》《战友》《扫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月光曲》《回春之曲》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其中《回春之曲》是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依旧是艺术和爱情的纠葛，依旧是荡气回肠的情感，但艺术和爱情都冲出个人的牢笼，升华为对祖国民族之爱，用艺术和生命报效祖国……
资料记载：1937年“七七”事变后，田汉创作了五幕话剧《卢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同年8月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田汉到长沙、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2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组织者之一;1938年初，田汉与马彦祥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后又去长沙筹办了《抗战日报》。2月，任周恩来之邀，田汉到武汉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期间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1940年，田汉到重庆，与欧阳予倩等创办《戏剧春秋》，后到桂林领导组建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
田汉在桂林的战略转移
根据张向华所编《田汉年谱》，抗战期间，田汉曾数次来到桂林：
1939年4月至9月，田汉率平剧宣传队由长沙来桂林进行宣传演出;1940年2月至3月，田汉昆仑关之行往返经过桂林，皆有短暂停留;1940年5月，田汉由长沙到重庆，途经桂林;1941年8月23日，田汉携母亲、弟弟和女儿一起由衡阳到桂林，直至1944年9月上旬，才在桂林大疏散中撤离桂林。
田汉在整个抗战期间多次出入桂林，其停留在桂林的时间加起来有三年多，几乎占了八年抗战的一半时间。这三年多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对于田汉的艺术生涯来说，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资料记载，在桂林期间田汉创作了多部重要的戏剧作品，在上世纪30年代的艺术风格和内容的“转向”之后，再次实现了从话剧到戏剧的战略转移，形成了完整的戏剧理念，并通过对多个抗战戏剧运动团体亲力亲为的参与和支持，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戏剧领导人的重要地位。
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田汉评传》(作者董健)一书中，董健认为，从1937年开始，田汉一度在话剧创作上出现了颓势，幸运的是，他又在传统戏曲中找到了新的出路，通过对旧剧的改革，开始了在艺术上的战略转移。据董健统计，田汉在八年抗战期间总共创作了14部戏曲，其中有一半皆为在桂林所写。其在戏曲创作方面的贡献，为任何一位中国现代剧作家所不及。
1941年4月，田汉在《扫荡报》上曾分三次发表连载文章，谈到了地方戏剧的重要性：“地方戏剧艺术，小之代表一地方的文物，大之代表一国的神明……”桂林本地学者普遍认为，将地方戏剧上升到地方文物和国家神明的高度，这是田汉戏剧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可以看出，田汉已经开始从国家和民族层面开始思考戏剧艺术。这种转变一直延续至田汉整个后半生的艺术历程，而这样的一个战略转移，其实就是在桂林期间开始并付诸实施的。
在桂林期间，田汉不仅通过剧本创作策动旧剧改革运动之复兴，而且“在精神上甚至物质支持上曾挑过一个重担”(田汉语)，这个重担就是对数个剧团的倾力支持。在《岩下纵谈——艺人的行路难》一文中，田汉自述道：“每天早晨我常常在睡梦中就为着筹这些团体的伙食而发抖。我自己为戏剧改革焦头烂额固属应当，连许多熟识的朋友如章东岩、张云乔诸兄都被我拖累不堪，那时还住在月牙山的巨赞法师也代我借过五百元，沫若兄由重庆寄来贺我母亲生日的五百元也给他们吃掉了。”在田汉倾力支持的这些戏剧团队中，最令田汉欣赏的是新中国剧社，除了积极参与新中国剧社的创作和演出外，田汉还专门撰写了数篇文章，向外介绍新中国剧社的状况。即使离开桂林后，田汉还写过《“新中国”是怎样奋斗出来的?——在昆明文协欢迎会的演词》等文章，成为新中国剧社奋斗历程的完整记录。
据桂林本地学者考证，田汉曾和他的灵魂伴侣、著名歌词作家安娥一起在刚成立的桂林市立中学(今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授语文课，所得收入还要维持新中国剧社的日常运营，因此一家八口经常每天只能吃点辣椒和一碗酸汤下饭。困境中，田汉仍然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他与安娥为桂林市立中学谱写校歌，激励着莘莘学子爱国奋进。据悉，这是田汉写下的唯一一首中学校歌。
1944年，桂林的抗战局面骤然紧张，就在大疏散令下达之前，田汉与欧阳予倩、瞿白音等共同策划、组织并实施了西南剧展。西南剧展是一个包括戏剧展演、戏剧资料展览、戏剧工作者大会的大型戏剧活动，被认为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创举，是田汉、欧阳予倩这些中国现代戏剧领导人深谋远虑的成果，也是他们对中国现代戏剧历史的反思、现状的把握和未来的引领。
在筹划西南剧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全面抗战从最初的激情洋溢进入了充满各种纠结的相持局面中，文化界万众一心的场面也逐渐转变为各自为阵的散乱局面，田汉面对当时戏剧界出现的“颓风”，心急如焚，曾喊出过“招魂”的口号，凸显其对中国现代戏剧的一片赤子之心。
“招魂”是田汉于抗战期间提出的理念，甚至在抗战后，田汉还写过以《招魂》为题的文章，文中说道：……在桂林，我曾对戏剧工作同志们提出过“招魂”的口号，那是因抗战进入后期，中国丑恶现实暴露日甚，常不免使志士寒心……抗战初期那种不顾一切效忠(戏剧)运动的高度热情已经不易看见……所以我觉得该及时地来一个招魂运动……把中国剧运史上忠勇坚贞、效忠民族解放、不屈于暴力及物欲的灵魂给招转来……
后记
据资料统计，田汉存世的作品有：话剧剧本63部、戏曲剧本27部、歌剧2部、电影剧本12部、诗歌2000余首，更有各种对于当时和今后颇有指导意义的文论多种，总计超过1000万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
1968年，田汉在文革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
1979年，田汉获得平反，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夏衍说：
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
夏衍：“田汉同志走过的道路是曲折而坎坷的，但是他对国家民族，对文学艺术所作出的贡献却是灿如金玉，不可磨灭的。”“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
苏叔阳：“田汉是在‘五四’运动中产生的一位文化巨人。”
黄仁宇：“为什么田汉会值得这么多环境背景不同的人敬爱?因为他给人们带来乐观自信和希望。他的赎身洗罪，不待神力，也不待将来，用不着内向。他的人生，就是一座大舞台，到最后总结的时候，台上台下都参加了一项群众运动，立即得到心灵的解放。”
田申：“我父亲这个人，成也在他太重情，败也在他太重情。”
曹禺：“田汉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他对中国话剧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他是中国话剧运动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二，他在中国话剧史上，是一位具有开拓性的剧作家和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缔造者。”
宋宝珍：“他的性格如火，他不会见风使舵，不会说假话，他在事业上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因此，凡事认真，忧心如焚，嫉恶如仇。”(记者杨湘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