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的最后一个周二，朱锐拄着一根登山杖走进教室，缓缓走到讲桌前坐下。
教室里气氛安静、平和而庄严。上课铃响前，一个短发女生躬身询问朱老师，是否可以给她签个名，朱锐很认真拿起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名满面微笑的教授，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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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门选修课，叫做《艺术与人脑》，主讲人是特聘教授朱锐。
朱锐罹患结直肠癌已有两年，头发略显稀疏、身形瘦削，平和友善的微笑背后，是每天都需要服用大量药剂才能缓解的疼痛。化疗期间，朱锐常常被医生催促赶紧回医院，而他只是平静地回复对方：“你现在正打扰我上课呢。”
直到2024年4月，朱锐笑着当堂宣布了一个消息：他的化疗停止了，不再会耽误给大家上课了。因为化疗没用，治不好了。
偌大的教室里霎时一片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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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欣是朱锐的研究生，即将继续跟着朱锐攻读博士学位。回忆起那节课，胡可欣苦笑着摇头，“我心里有点难受，但他又表现得那么轻松，我不知道如何应对。”
坦白自己的病情后，朱锐的课堂受到了空前的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旁听生”每周二准时涌入人大立德楼，教室一度拥挤到无法落脚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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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锐上课没有讲义，不做课件，他尽量将课程内容讲得通俗易懂，只要不是疼痛难耐，一般都会站着授课，只是2024年3月以来，他坐着的时间越来越长。
5月28日的这节课上，他唯一一次站立，是为了给学生演示照镜子时人的体态。
“有的人照镜子，是为了检视自己的仪态，有的人是为了认识自己......我现在就很少照镜子，我长得又不好看，还一副病容。”或许是他的神色过于轻松自然，课堂气氛并未变得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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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病之前，朱锐留着一头自然卷的头发，年近花甲的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年轻艺术家。
图源：中国人民大学官网
尽管不避讳讨论疾病和死亡，朱锐还是不太愿意展示自己的病容。刚开始化疗的时候，他一直戴着帽子和手套，遮住剃发和输液的痕迹。他会认真地回复学生学术上的疑问，却总是跳过问他身体情况的那一条。
有次下课后，胡可欣找朱锐交流，他脸上带着微笑，开口却是拒绝的话：“我们下次再说吧，我现在浑身太疼了，需要早点回去休息。”
胡可欣感到很难受，“你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但他表现给你的永远都是那样轻松自然的状态。”
生病的事，朱锐也瞒着学校，病情被大家知道后，朱锐拒绝了绝大多数的采访和探视，提出要继续上课，哪怕身体撑不住无法赶来学校，也要开视频会议，把课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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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朱锐的门生强调，比学术方面的指导更珍贵的，是朱老师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向他们传达的美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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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欣说，“他其实是一个有点严格的老师。”师门的微信群，每周都会开会讨论问题。
“许多人提到老师，总避不开他的学术成就。但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老师为人处世的品质。”朱锐的博士生赵海若说。
与其说师生，朱锐和学生的关系更像是同行、同事。他爱好爬山，经常边爬边给学生打电话聊论文；偶有师生意见相左的情况，他也鼓励学生据理力争。
朱锐从不吝惜鼓励学生。他对刚入学的硕士生说“你一定能成为伟大的学者”，他毫不保留地夸赞学生还不算成熟的论文可以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赵海若说，“他说那些话时的语气和神态，能给人莫大的鼓舞和信念感。”
四
2024年6月，朱锐病情加重，医生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你还有个把月的时间。
人生的最后阶段，朱锐住进安宁病房，他每天7点起床，由看护人员搀扶起来，坐10分钟，状态好的时候，亲人也会推着轮椅带他去花园里散散步。他的轮椅上，始终还挂着那根登山杖。
7月17日，学生们见了朱锐最后一面。“老师强撑着身体，和我们聊了40多分钟，声音都哑了，嘱咐了我们每一个人。”
“他嘱咐我们不要怕挫折，要善良，要相信自己，要勇敢追求梦想和事业。”与学生们的合影中，朱锐开心地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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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朱锐辞世。按照他的意愿，没有葬礼，没有任何追思仪式。在这之前，朱锐反复叮嘱记者，一定要突出体现两点：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生命是死亡的一部分。
朱锐从未离开，就像他曾翻译的诗作说的那样：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我不在那里，也没有消失。
来源：央视网，作者：雲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