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隐路金山小广场的范成大雕像
□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图①：位于龙隐路上的范成大雕像。
图②：范成大《淳熙元年秋九月桂林鹿鸣燕》诗并记拓片，原石刻在伏波山还珠洞内。(记者翻拍)
图③：范成大雕像后的《桂海虞衡志》(序)石刻。
范成大(1126年-1193年)，字至能，号石湖居士，谥文穆，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又称“南宋四大家”)。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乾道七年(1171年)，范成大以集英殿修撰出知静江府(桂林)兼广西经略安抚使，乾道九年(1173年)到任。淳熙二年(1175年)，范成大受任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离开了桂林。范成大主政桂林期间，“厘盐政、奖士类、修古迹”，颇有政声，今天七星区龙隐路金山小广场上立有范成大的雕像，人们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纪念范成大为桂林经济和文化旅游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据业内学者评价，范成大既是一位眼界开阔、感觉敏锐的诗人，对自然界的山水泉石情有独钟，对升斗小民的悲欢离合也充满同情，同时又是一位颇具政治才能的实干家，官至礼部尚书，后加资政殿大学士(当时这一职位通常只授给退任后的宰相，范成大算是一个特例，足见宋光宗赵惇对他的认可)。风骨凛然，故胸中自有丘壑，下笔气象万千。
从史书记载中不难看出，范成大是一位有胆识、有担当、有政声的政治家。范成大的政治理念以儒家“仁政”为圭臬，其政治主张为慎刑谨罚，轻税薄敛，启用贤能，爱惜民力，其施政注重通权达变，审时度势。
范成大首次出任一地主官是在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当时出任的是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州。在处州任上，范成大创义役、复堤堰、兴水利、建桥梁，颇得当地民众拥戴。在处州执政两年后，范成大被召回朝廷中枢机构，其间屡次向朝廷建议慎刑谨罚，均获得接纳。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孝宗任命范成大为起居郎、代理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观使兼侍读，封丹阳郡开国公，充任祈请国信使，向金国索求北宋诸帝陵寝之地，并请更定受书之仪。当时左相陈俊卿因力主暂缓遣使而离任，吏部侍郎陈良祐因谏阻派遣泛使一事而被贬居筠州(今江西高安)，大臣李焘则畏惧而不敢受命出使。这种情况下，范成大却慨然而行。经过与金国的一番斗智斗勇，范成大最终得以保全气节而归，一时名声大噪。此后在中书舍人这个职位上，因为坚持原则，耿直上书遭人嫉恨，被外调到了桂林，任静江府知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范成大与桂林的交际便由此开始。
任命通知是乾道七年(1171年)下发的，但乾道八年(1172年)腊月七日，范成大才正式从家乡吴郡出发。史书上详细记录了范成大的“南下”路线：经湖州、余杭，至富阳而入富春江，随后经桐庐、兰溪入衢江，又经信州(今江西上饶)、贵溪、余干而到南昌，再入赣江。乾道九年(1173年)元月十二日，范成大至临江军(今江西樟树)，后入赣江支流袁水，过袁州(宜春)、萍乡进入湖南境内。泛湘江南下，至衡山，并陆行经永州、全州。三月十日，范成大到达桂林。
此次水陆路程共三千里，历时三月，途中范成大著游记一卷，取韩愈咏桂林的“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诗意，取名为《骖鸾录》。今天桂林市七星区依然有一条街道名叫骖鸾路，应该就和范成大的这卷游记有关。
韩愈的诗名叫《送桂林严大夫同用南字》，是送给严大夫严谟的，诗中写到：
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
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
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
古时桂林属于“非贬不去”的偏僻瘴疠之地，这一路行来，范成大的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姻亲故人张饮松江，皆以炎荒风土为戚”，大家都很担心。好在韩愈的诗能给他一些遐想。待得进入桂林城后，这一方的奇山秀水，确实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安慰。范成大自述：“乾道八年三月，既至郡，则风气清淑，果如所闻，而岩岫之奇绝，习俗之醇古，府治之雄胜，又有过所闻者。”意思就是比想象中的好太多了。
既来之则安之，在大力治理广西盐业弊病的同时，范成大更是“奖士类、修古迹”，踏踏实实地为当地文化品位的提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伏波山还珠洞西侧珊瑚岩口石壁上，刻有范成大的《淳熙元年秋九月桂林鹿鸣燕》诗并记：
太守范成大赋诗以劝驾云。
维南吾国最多儒，耸观招招赴陇书。
竹实秋风辞穴凤，桃花春浪脱渊鱼。
月宫移种新栽桂，江水朝宗旧凿渠。
况有龙头坊井在，明年应表第三闾。
郡人曹邺桂诗云：“我向月中收得种，为君移向故园栽。”今年用故事种桂正夏、进德二堂，又复朝宗渠水，以符文章应举之记。赵观文、王世则两人皆魁天下，今状元坊存焉，故拙句中意及之。
范成大是在当年宴请考中的举子们的鹿鸣燕(燕字同“宴”)上题诗并记的，大意是：广南西路就属桂林出的人才多，以前曾经出过两个状元赵观文和王世则，现在种了新桂，又重修了朝宗渠，状元坊也还在，明年应该要出第三个状元了。范成大命人将题诗刻在状元石(还珠洞试剑石)旁，其对桂林学子的殷切期望和希冀广西多兴文事、教化边民以图发展的深刻寓意几欲透石而出。后人曾经对赵观文的出生地存疑，但“桃花春浪脱渊鱼”一句中，却点出了赵观文的来处：桂林北边的桃花江。而明朝包裕的“飞鸾峰毓赵观文”，更是直接将赵观文的故里定在了桃花江边的飞鸾峰下。范成大和包裕，两人一前一后，相互参照，解决了广西第一个状元的出生地疑问，也是桂林学界的一桩美谈。
在象山水月洞的石壁上，有一幅范成大的石刻：《复水月洞铭并序》。序中的文字讲述了范成大与一众好友经过考证，重新将水月洞正名(一度被改成朝阳洞)的经过，结合范成大疏浚朝宗渠、栽种桂花树等事，从中也可看出范成大对桂林山水非同一般的喜爱。
范成大在桂林呆的时间不长，仅有短短两年时间，因为在广西的表现不错，又被派去了四川，担任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在《桂海虞衡志》一书的序言中，范成大表露了自己对桂林的依依不舍之情：“……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诏徙镇全蜀，亟上疏，固谢不能留。再阅月，辞勿获命，乃与桂民别，民觞客于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大意就是：想留在桂林，但上面不批准，只好与桂林人民说再见。结果桂林人民热情，非要请我喝酒不可，只好又多呆了两天才成行。
当地人感念范成大的为人和他为桂林所做的实事，不舍其离去，这很正常，其实，范成大自己又何尝舍得离去。记录桂林乃至整个广西风土风物的《桂海虞衡志》，就是他在去四川的路上根据记忆写成的，至今仍是桂林人一直格外珍惜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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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当为天下第一
范成大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的领导都是赵昚，也就是宋孝宗。
后世普遍认为赵昚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内政上，加强集权，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重视农业生产，百姓生活安康，史称“乾淳之治”。后世称其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赵昚比范成大晚出生一年，也晚一年去世，两人同享六十八岁“高寿”。纵观范成大的一生，赵昚可谓对范成大照顾有加，最后范成大能在赵昚的三儿子赵惇手中获得资政殿大学士(相当于国事顾问)称号，与赵昚对范成大的看重不无关系。
除了官道以外，范成大在文学和书法上也颇有成就。范成大素有文名，尤工于诗，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又称南宋四大家。范成大曾长年在各地任地方官，周知四方风土人情，诗中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阔。例如他描写民生疾苦的诗，继承了唐代杜甫及元、白、张、王新题乐府的传统，且以写法新颖生动而别具一格。学界认为，范成大所有的诗中价值最高的当属使金纪行诗和田园诗。他在出使金国途中所写的七十二首绝句，把自己在沦陷区的见闻感触一一记之于诗，通过描写沦陷区山河破碎的景象，中原人民遭受蹂躏、盼望光复的情形，借凭吊古代爱国志士的遗迹以表自己誓死报国的决心。南宋诗人描写中原的诗大多是出于想象，而范成大却亲临其境，所以感触格外深刻，描写格外真切，在当时的爱国主题诗歌中独树一帜。
范成大晚年退隐苏州石湖的十年中，写了许多田园诗，其中以《四时田园杂兴》最为著名。这组诗共60首七言绝句，每12首为一组，分咏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园生活。与士大夫自抒隐逸情抒情诗不同，范成大很难得地把视线投向了普罗大众，投向了最底层的农民。范成大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细节，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题材的改造，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地反映农村生活之诗。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谓之“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
范成大一生著述颇丰，作品在南宋时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到清初影响更大，有“家剑南而户石湖”的说法。今有《石湖集》《揽辔录》《吴船录》《吴郡志》《桂海虞衡志》等著作传世。而当中，对于桂林人来说，最有价值的当然得属《桂海虞衡志》了。
这是桂林文史上第一个如实记录桂林山水风貌的地方主官，从《桂海虞衡志》一书中，也足见范成大对桂林的深厚感情。
《四库全书》记载了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由来：……乃由广右入蜀之时，道中追忆而作。自序谓凡所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方志所未载者，萃为一书。蛮陬绝徼，见闻可纪者，亦附著之。共十三篇，曰《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每篇各有小序，皆志其土之所有。惟《志岩洞》仅去城七八里内尝所游者……这应该是桂林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记录桂林风物并形成文字传于后世的朝廷大员。
在《桂海虞衡志》中，关于桂林岩洞的小序中，范成大曾有过如下评述：“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在范成大眼中，太行、常山、衡岳、庐阜虽然也各有特色，值得观赏，“天下同称之”，却不如桂之千峰，“皆无旁缘，悉自平地崛然特立”来得奇特，“其怪且多如此，诚当为天下第一”。能把桂林的山石之奇，拔高到天下第一的地位，范成大应该是第一人。
范成大喜爱桂林，桂林人也喜欢范成大，从范成大在桂林城中磨蹭一个月、最后出城两天才把送行酒喝完一事也大致可见端倪。
(记者杨湘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