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工人运动先驱坚定地将个人的“小我”融入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大我”，以先进思想启发群众觉悟，以党的旗帜凝聚工人力量，掀起轰轰烈烈的工运高潮与革命洪流。
从早期工人运动的工作环境看，当时不允许工人聚集，工人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会也没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开展工会工作的人一旦被抓到，少则面临20日以下拘留，外加20元大洋以下的罚款；多则被判5个月以下的徒刑，外加5元以上50元大洋以下的罚款。当局还把开展工人运动的人视为“过激党”，一旦抓到，或罚款，或直接投入监狱。李启汉就曾多次遭到罚款或被捕入狱，前后被关押了两年半，是我们党开展工人运动“坐牢最早最苦的同志”。
从早期工人运动的工作方式看，为了和工人融为一体，工人运动先驱改名换服，真正走进工厂、走近工人。1920年春，俞秀松从北京来到上海后，受党的委派到厚生铁工厂工作。史料显示，其目的有三：一是观察上海各工厂的内容和工人的生活状况；二是观察工人的心理，进而确定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教育和交际的方法；三是“于可能的范围内，组织一个很小的工人团体”。在俞秀松的影响和带动下，厚生铁工厂工人参加了由江南造船厂李中发起成立的上海机器工会。
当时，机器化生产开始普及，产业革命已经兴起，机器工人堪称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故上海机器工会亦不同于以往的行业工会，致力于做到“五不”：第一，不要变为资本家利用的工会；第二，不要变为同乡观念的工会；第三，不要变为政客和流氓操控的工会；第四，不要变为不纯粹的工会；第五，不要变为只挂招牌的工会。
1920年秋，李启汉到上海纺织工人最为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创办工人半日学校，传递劳工神圣理念，培养工人运动骨干。档案披露，李启汉为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废寝忘食，呕心沥血。锦绣里工房是泥砖结构，质地粗糙，李启汉将楼下三小间连成大间作教室，内放28套课桌椅凳。在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特意配备了一盏煤油灯、一个留声机。楼上大小两间，为办公室兼卧室。他还在演讲中公开提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亮出进行社会革命的旗号，“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李启汉在沪西播下了红色的种子，培养出孙良惠等一批工人运动先驱与骨干。
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明确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并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宣传等工作作出具体规定。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还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等地设立分部。
1920年，上海有工人51万余人，超过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海纺织业为例，大约三分之一是年长女工，三分之一是童工，三分之一是年长男工。还有研究显示，上海法商电灯电车自来水公司的中国职工占职工总数的95%，其工资总额只占50%，而仅占5%的外籍职工工资却占了工资总额的一半；上海丝织业厂主每年总收入是1000万两，付给工人的工资则不满4万两，只占厂主全年收入的0.4%。加之居住条件恶劣，没有生命保障，并经常遭受工头盘剥和资本家压榨，巡捕和军警甚至可以在街上随意杀害工人，工人的处境确实可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作为五卅运动的前奏，“二月罢工”的起因就是日商内外棉纱厂的童工被日本领班殴打。在共产党员、纱厂工人顾正红牺牲后，上海掀起了工人和各界群众又一次的抗议浪潮，最终形成影响遍及全国的五卅运动，有力提升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斗争意识。
“亲爱的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诸同志！你们所代表的力量是伟大的，你们所负的责任也是重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发来贺信，嘱以厚望，托以重任。在这次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标志着全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不久，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状态转向集中、有组织的行动。
百余年前，俞秀松、李启汉等一群风华正茂的工人运动先驱走上历史舞台，为革命理想而奔走。百余年后，工会工作迈着坚定前行的步伐，既忠诚党的事业，又竭诚服务职工，为民族复兴伟业进一步凝心聚力。
（作者为上海市工运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