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却研究江南才子徐志摩，还写出了最好的徐志摩传记，韩石山让很多人都想不到。他最喜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钟爱影响至深。
研究徐志摩我是中国第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展示成果的阶段，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家、学者、文人，比如胡适、徐志摩等。以文学成就论，远远超过了现在。当时，几乎有名望的大家都有留洋经历，不是留日，就是留英留美，素质很高。即便像沈从文这样没有留洋经历的，也是不可多得的天才。
韩石山说，他们展示才华，得到社会的认可，是理所当然的。不像现在这个平凡的社会，稍有一点点才华就天下闻名。有一个人写反腐败，全国叫火。有一个人玩弄点西方的小技巧，也全国叫火。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文学上就不准喽。
情之所钟，韩石山读了很多那个年代的书。后来出版社找他写传记，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徐志摩。学历史出身的人重事实考证，韩石山到各地图书馆查史料，写了三四年。“徐志摩人生中的疑点，我在书中几乎都给它解开了。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对他的研究是中国第一的。”
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更多人知道了徐志摩。韩石山却认为，它改编自张幼仪侄女的小说《小脚与西服》，对张幼仪褒扬过多，对陆小曼贬低甚重，把陆小曼弄成一个烟花女子，傍上了徐志摩，徐志摩死后又如何如何，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
陆小曼出身官宦人家，家庭背景比徐志摩家好得多，徐志摩家只是个土财主。她毕业于北京有名的女校，会英语法语，嫁给徐志摩是下嫁，不是高攀。徐志摩死后，好多人想娶她。她却选择与翁瑞午同居，因为如果嫁了人冠上夫姓，等于背叛徐志摩。而翁瑞午理解她，两人住处的墙上挂着徐志摩的画像，几乎每天有鲜花供奉。这是他们高尚之处，不该被非议。总不能要求陆小曼殉情吧，那太残酷了。
办刊8年算“领兵打过仗”
《山西文学》原先只发些农村题材小说，韩石山对其进行了大改造，让编辑接受一个观念，就是文学不是以体裁论的，它是文字的一种品质，好的文字具备了文学性，达到了文学的境界，就是文学。一封信、一个报告，只要文字非常优美，也是文学。那些垃圾小说、无病呻吟的散文不算文学。
“如今，《山西文学》思想比较解放，敢发一些比较敏感的能触动社会的文章。曾登过一篇《我看太原市政府执政能力》，写得非常风趣，说‘你们是村政府嘛实在是低了一点，顶多是个镇政府。’文章出来后，压力很大。在下一期中我以主编身份写道，本刊是省级刊物，发表对一个市政府的意见是职责之所系，他们如果有意见，那是组织性不强。”
韩石山认为，这些是正常社会普通知识分子该做的事，不是故意捣乱。知识分子最大的责任是尽言尽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人是最胆大的。
办刊8年，他很满足。“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如果一生没有办过刊物，就好像一个人一辈子想当将军，却从未领兵打过仗，总是个缺憾。刊物能体现你的思想和意志，体现你干预社会的能力。有了这块阵地，我也算真正领兵打过仗了。”
桂林很有气魄
文人自然是爱书的。可是和以前相比，国人读书的风气淡了，让韩石山很痛心。中国有优良的读书传统，过去不管是豪门还是寒门，有钱的没钱的，都把读书当作头等大事。但近几年商业冲击，让很多人认为只有挣钱才体面，非读书风气的侵蚀损伤了中国人的品行和心性。
这次应邀来百姓文化大讲坛讲座，韩石山了解到桂林首届读书月活动要搞几个月，共有18项主题活动，内容十分丰富。他感叹道，桂林还是很有气魄的，一个以旅游为主的南方城市，山水美丽，还能够重视读书，真了不起。
听说桂林要解读城市人文精神，韩石山很感兴趣。他认为，桂林山水之美是用不着说的，谁来了一看就很喜欢，而且这里已经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给山水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唐代，官员常被贬至此。这些北方文化人的到来，使桂林早早就有了文化的气氛。抗战时期桂林是最著名的文化城，当时有名的文化人，只要在中国的几乎都来过桂林。如果我们像国外一些城市那样，凡是名家住过的地方都挂个牌子，那么桂林的老街道上几乎都要挂上牌子。”虽然到桂林的次数不多，但是韩石山学历史研究文学，说起来头头是道。
他希望，百姓文化大讲坛能多请各种“流派”的人来讲，争取“百家争鸣”，这样会越办越好。
2000年，53岁的韩石山接任《山西文学》的主编职务。有人不解，已是山西作协副主席的他，为何要去一份没有多少生气的刊物？韩石山答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一茬文化人，其为人行事在我的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他们一生事业有个几乎共同的特点，就是办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