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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长征·红军走过的那些美丽古村_石塘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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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塘古圩地处湘粤桂三省四县交界之地的全州县石塘镇,东通湖南道县,西经兴安达桂林,南连灌阳至广东,西过全州到永州,距县城24公里。它是湘桂古道和全灌古道的交通枢纽,这里有近千户人家,是一座历尽沧桑的千年古镇。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个重要补给站、集结地、宿营地。听石塘圩上的老人们,这里就是中共第一份民族政策出台的发布地 。这里还是桂北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区,曾打响全灌起义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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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儿时的记忆里,石塘圩之于我,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我的家在偏远的农村,到石塘圩去赶一次圩,就好像中大彩一样,感觉很幸福,因为有机会能到街上吃一碗八分钱的红油米粉了。那时候能吃上一碗红油米粉就是一种期盼很久的幸福,但是我却是可以走后门,因为我大姨在国营的米粉店里做米粉。那时的红油米粉可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油水,虽然叫红油米粉,可上面飘浮着的油星少得可怜。不知道什么原因,总觉得那时候的红油米粉,比现在的要好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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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在大队当支书的父亲,被调到石塘公社当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我以为可以跟父亲到街上去读书啦,那时候我7岁。因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已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压力更重了。为了年终分红时少欠队里的超支款,我是长子,母亲给我从队里领了一条耕牛放养,这样可以增加工分。那时候家里还有几分自留地, 母亲在自留地里种上蔬菜和红薯,每天天没亮,就把蔬菜和红薯藤挑到石塘圩上卖,然后给我们兄弟三人买回来红油米粉,母亲是舍不得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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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到石塘圩上读小学啦,但那时候的农村户口,总感觉比街上人低人一等。我经常一个人,独自行走在古老的街道上,边走边欣赏古香古色的老街。70年代末的老街,感觉比现在要干净整洁。街上有三座古桥,呈三角状分布,会龙桥、狮趾桥、马路桥把石塘圩连成一体,桥下的河水很清很清,河里很少有垃圾,成群的小鱼儿在水草中无忧无虑的嘻戏。

  石塘圩的老街店铺林立,每逢圩日的时候,总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热热闹闹,叫卖声吆喝声,嘈杂喧嚣。大潮源的瑶家总是挑一担山货不忘在担头挂一个大大酒葫芦的标配,瑶家人爱喝酒,他们说山里的湿气重,不喝酒不行。这里还有桂北最大的生畜交易市场,生畜的交易量很大,可以说成千上万头。外地客商来石塘圩采购得最多的是生姜和豆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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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圩日喧嚣过后,古镇更多的时候就像一位温婉的少女,宁静而安祥。走在王家巷、罗家巷、蔡家巷的小巷里,青砖黛瓦马头墙,泥土和木柴烧制的砖瓦,几经风雨的洗礼,失去了昔日的光泽,变成了青黑色,年长月久,瓦缝中长出了青苔和蕨类植物,镶嵌在门头和屋瓦之间,给古巷带来一抹绿色,整个屋子更显得古朴雅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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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雨水顺屋檐流下,击打在石板上,滴落在姑娘的花雨伞上;夏日,满头银发的老人,面对着一双双童稚的眼睛,把古圩的故事娓娓道出。清晨,古镇从鸟儿喧嚣声醒来,傍晚,古镇在袅袅炊烟中入眠。家常里短,飞短流长在历史的长河里都不算事儿,古镇的人们在悠然与安闲中享受着岁月的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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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古镇,她的历史文化肯定是厚重的。比如说王家巷那些高大气派的屋宇,据传是王家的先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捡得了南明王朝的宝藏修建起来的。真相如何,现已经被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老人们如今能够清晰地记得的是红军长征过古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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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1月25日下午5点钟中革军委在湖南道县发出突破湘江的号令。26日下午,红一军团前锋从两河的板塘、过新富江经张家、贤山、从第七陂进入石塘圩,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石塘区公所。27日军团部进抵石塘圩。

  据开国中将刘忠后来回忆说,湘江战役时,他是红一军团侦察科长,中革军委发出突破湘江的号令后,25日他们渡过了湘江,沿着湘桂公路直抵全州城侦察。侦查员们化装成算命的八字先生,走街串巷的小货郎,补锅的小工匠等进入了全州城。发觉城内没有正规部队,只有少许民团防守。当时的全州城,城墙又高又厚,易守难攻。这时,二师李棠萼参谋长率五团已进到湘江边的凤凰乡大坪村停了下来,未渡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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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上午,刘忠带领侦察部队从湘江西岸屏山渡返回湘江东岸, 根据侦察到的情况当面向李参谋长建议,五团速渡湘江,进占空虚的全州城。李参谋长犹豫不决,说须等军团首长批准才能过湘江。刘忠认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机不可失,再次建议李棠萼火速出兵抢占全州城,然后再电报军团首长也不迟。李参谋长不同意,刘忠只好直接电告军团首长林彪。林彪又将情况电报中革军委,11月27日下午2时,林彪在石塘圩接到中革军委回电。令命李棠萼“立即渡过湘江,进占全州”。但这时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这一致命的延误于,白白失去了湘江战役中一个本可以减少损失的机会。

  李棠萼和刘忠接到命令后率领军团便衣队和五团立即从屏山渡口渡过了湘江,直奔全州城。下午4时,刘忠 他们到达全州城郊,但这时湘军前锋已抵全州城,并在城外布置了警戒。红五团只好退至全州城西南14公里外的才湾脚山铺构筑阻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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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中央红军第一、二纵队和红五、八、九军团军团部先后分五路进入石塘圩,并在此地进行短暂休整。中央红军在区公所和王家祠堂设立指挥部和联络中心。11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曾在石塘圩上的王家祠堂开会休息,并在这里制订了我党的第一份民族政策纲领性文件《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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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王家大院。石塘镇最宏伟气派的古建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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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石塘圩的商业十分发达,有各类商铺多达一两百家。这条当年红军露宿过的红军老街现在已破旧不堪了。当年的红军戏台早已被拆废,当年为红军医治过伤病的顺福祥医馆早已毁于一场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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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公是在石塘圩上做过生意的。听我外公说,红军在石塘圩上住了六、七天。前面的才走,后面的又来了。红军的虽然穿着破旧,但纪律很好,买卖公平,待人和蔼可亲。他们一到来就四处写标语,发传单,开动员会。在街上的老戏台唱了三天三夜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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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唱大戏的大戏台,它被改建成了市场。如今戏台早已人去楼空,再无当年的喧嚣。这位年逾九十的王大爷,是土生土的王家大院人。站在当年戏台遗址上,给我们述说着懵懂童年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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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红军在石塘老街的大戏台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后还演出了话剧。在群众大会上,红军总政治部在这里发出了《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瑶民在自己的区域内是否愿意建立苏维埃政府......由瑶民自己决定”。随后,红军总政治部又发布了《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口号》强调:“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同时发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布告》強调这些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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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的这些宣传活动,唤醒了全州各族民众,给予了他们世代从未有过的向往和希望,石塘镇的肖合清(副师级离休)等一大批放牛娃和青壮年跟着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早在中革军委发出突破湘江的号令时,总政治部就针对广西的情况,制订了专门的宣传标语如“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吸取民间现金”“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强迫民间修炮楼”“反对强占民田修马路”“反对财主的重租重息实行不交租不交税”“强迫群众当后备队就是拉丁勒索”等。因此,总政部的宣传队在石塘老街上书写了很多标语,去年笔者去采访时,当地的老乡还指着王家祠堂的墙壁说,那里曾写有"活捉李宗仁、白崇禧!"。这些标语绝大多数如今已经难觅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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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这座叫狮子桥的风雨桥还保存得相当完好。这里是当年红军比较奢侈的宿营地。街上的老人们都会告诉你当年这座桥上发生的一个不忍卒听、催人泪下的传奇故事-狮子桥女红军临危托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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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坑旁春花妹战地产子

  董振堂下死命护卫分娩

  话说当年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在两河古岭头被桂军截住了,在隔壁山和古岭头发生了激战。当时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的爱人曾玉和一个叫春花妹的女红军随着八军团后勤部队沿着上刘村经石脚盆天坑的路线突围。在翻越天险仙人桥的时候,由于身怀有孕的春花妹肚子大,行动不便,不小心动了胎气,阵痛一阵接一阵,痛得她寸步难行,脸上渗出豆大汗珠。她知道这是临产的前兆。怎么办?由于此时正是徒步急行军途中,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啊!

  眼看敌人越来越接近,军情紧急呀!周子昆和曾玉带着春花妹的担架走出了行进中的队伍。他们匆匆商议了一下,没有别的办法,正好天坑的路旁有一个块巨石挡住了人们的视线,稍一布置,就成了临时产房。春花妹被抬进去等待分娩。周子昆和曾玉站在屋檐下等候。春花妹是难产,孩子胎位不正,肚子疼得她躺在草地上满地翻滚,疼极了,就开始大哭。孩子长时间生不下来,有的母亲在经历痛苦之后大出血而亡,也有的孩子因难产还没有离开母体就夭折。如果放在当代社会,这样的危险会很小。但在长征途中,别说手术环境不具备,就连最基本的消毒、药品供应都不可能实现。

  然而,更使人焦急的是古岭头战斗的枪炮声越来越近,敌人的追兵就快追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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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站在门外的周子昆听着越来越密集的枪炮声心急如焚,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是很危险的。当他得知是红5军团十三师部队在负责断后、堵截敌人时,马上派身边的警卫员报告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女红军正在生孩子,请务必顶住!”

  董振堂听后当即表示:“没有问题,一定保证她平安生产!”并立即命令后备团的战士勇猛阻击。

  在不到一公里外的砖瓦岭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拖延一分钟,战士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部队就有可能付出更多血的代价。到了中午时分,才听见哇哇一声,孩子落地了,是个男孩。红5军团十三师的部队这时已顶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传来女红军已经安全生下孩子的消息,这才且战且退撤下火线。担任阻击任务的战士们在这时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有人对此不太理解,因为一个孩子付出这样的代价值不值得?董振堂听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今天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们能有一个安全幸福的明天吗?”

  战士们用鲜血和枪声迎来了小生命的诞生。谁也不忍心打听,那次阻击战,到底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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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桥春花妹临危托孤

  石塘圩蒋百福冒死救人

  12月1日上午,连继连夜行军,周子昆和曾玉携春花妹来到千年名镇石塘圩。他们在狮子桥的风雨楼里稍事休息片刻。周子昆知道,行军途中容不得儿女私情,带着孩子长征是不可能的事,他让妻子曾玉与春花妹沟通。春花妹说:"他父亲正在前方流血,还不知道他的孩子的模样,这样送人于心何忍啊?”正在犹豫的时候,前方又传来中央军委催促尽快过江的电令。于是,他根据当时中革军委的规定,找块破布把孩子包好,写了张字条,连同10块银元,托人在石塘圩寻找愿意收养孩子的乡亲。

  由于当时桂系的反动宣传,很多人虽然愿收养这个小孩但不敢收养,因为收养收容红军,那可是杀头的重罪。这时石塘圩上有名的商人蒋百福站了出来,他把孩子从周子昆的手上接过去。蒋百福夫妻两人当年在石塘圩上开有十多家店铺,年过四十,膝下尚虚,很想有个孩子。

  蒋百福对春华妹说:“大兄弟,大妹子,你们赶路要紧,孩子放在我这里,我会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的。”

  刚生了孩子的春花妹被匆匆抬走了,母婴双方都不可能知道对方是什么模样了。周子昆等人也没有看清婴儿长什么模样,春花给孩子留了下一封信,信里说:“孩子!希望你长大后,不要怨恨你父母狠心地把你留在这里。你知道我是多想把你带走,但该死的白匪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因为你的父母要为中华苏维埃而战斗,实在没办法把你带在身边!”在写下那封留给孩子和其收养人蒋百福的信之后,便和其他人一起赶路去了。这一去,84年过去了,再也没见他们回来寻找孩子。

  后来,春花妹的孩子就留在了石塘镇,蒋百福给孩子取名叫蒋中元,但石塘圩的老人们都叫他“红军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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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笔者沿红军长征行军路线追寻红军足迹,听石塘圩上七十五岁王光秀老人说起“红军崽”的故事。她说,听她婆婆说,“红军崽”就是她丈夫的寄兄,叫蒋中元。红军走后,国民党在石塘“清乡”,查得很严,她婆婆赵德姑为躲避国民党的清乡,曾带着“红军崽”在石梓背的“红军岩”里躲了很长一段时间,是公公每天为她送饭,当时“红军岩”里还躲着几个小红军伤病员,听说是红五师的。她一直躲了将近两个月,后来,小红军伤好后,就去追赶队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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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中元先天不足,从小多病,但在婆婆的悉心照看下,身体长得很强壮。

  蒋中元五岁的时候,婆婆有了自己孩子,但婆婆对蒋中元视如己出。可是好景不长,蒋中元八岁的时候,寄父蒋百福因病去逝了。婆婆一个妇道人家,对家里的生意不熟悉,个别伙计和个别族人企图侵吞她的家产,很快若大一份家产就被败光啦。

  婆婆带着两个孩子,生活过得十分清苦,迫不得已,婆婆只好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去娘家拉门口抚养。婆婆带着红军的孩子相依为命,靠给别桨洗衣物为生。稍大,蒋中元去染布坊给人帮工。

  1949年蒋中元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当了国军,和当年的红军也就是解放军打过仗,后被解放军俘虏了,他没地方去,于是他又回到石塘圩,并继续在石塘街上的染布坊做工。解放后,他成了家,他一直想认祖归宗,因为年幼,记不得父母是谁,唯一有一点印象的是,听养父母说,他父亲骑着高头大马走的。他母亲留下的信在战乱年代不幸遗失,失去寻亲的最后希望。前几年,他因病去世了,临死前还满怀遗憾不能认祖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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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塘圩上的伙铺和餐馆很多,但是红军战士很少入住和进餐馆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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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和红军接触最多的要数这家叫百草堂的老中医刘千源的父亲刘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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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章廷民国十一年就到了石塘圩开医馆,他的医术在石塘这一带很有名气。刘章廷是湖南永州人,书香门第,父亲刘振华曾中过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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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父亲看到晚清朝庭腐败,不愿为官,所以让儿子学医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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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千源老中医告诉我说:〞我们医馆红军来时叫顺福祥医馆,红军苦啊!那么年轻,十多二十来岁的人,没吃没穿的,好多人身上带着伤,一身疲惫,有的红军脚已肿得发亮,我父亲看了都心痛,他为很多红军伤病员医治过伤病,他们常来买药,买卖公平,买得最多的是跌打损伤类的药材。红军来那几天,医馆的药材都销售一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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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阴飞逝,湘桂古商道上的这一颗明珠,历尽沧桑,红军长征已过去了八十多年,当年的青春少年,如今已垂垂老矣!老街也已很破旧,但正是这份破旧,见证了当年的红军的苦难与辉煌,承载着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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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塘圩新貌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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