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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关于桂北剿匪的书籍《山村复仇记》背后的故事

核心提示:194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大批朝气蓬勃而有文化、有理想的解放军指战员及工作队员,随着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足迹自北而南来到广西来到桂林,为了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政权,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告别部队、告别亲人,留在了桂林这座城市,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 “南下干部”。

 

  《山村复仇记》背后的故事


1963年第一次出版的《山村复仇记》。

  194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大批朝气蓬勃而有文化、有理想的解放军指战员及工作队员,随着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足迹自北而南来到广西来到桂林,为了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政权,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告别部队、告别亲人,留在了桂林这座城市,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 “南下干部”。他们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一个英雄群体,他们为桂林的解放和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玉峰,就是当年千千万万个南下干部中的一员,因为一部关于桂北剿匪的书籍,至今时常让人们想起。刘玉峰的一生,是千千万万南下干部的缩影。


1965年9月,为了纪念《山村复仇记》下册出版,刘玉峰一家拍摄的全家福。

  桂林日报记者景碧锋 实习生刘飞

  历经50多年,《山村复仇记》再次焕发新魅力

  已经89岁的王允,头发花白,跟桂林普通人家的老人家几乎没什么区别。8月初,记者在榕湖边九岗岭王允的家里,见到了这位虽已耄耋之年,却精神矍铄的老人。

  2016年,《山村复仇记》这部产自桂林的经典著作,在时隔50多年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发行,并再次引发广泛关注,被一些出版商誉为国内最早的“潜伏”、“谍战”小说。一年多来,王允作为该书作者刘玉峰的妻子,也是书中各类事件的亲历者和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因而不断被一些人找上门来拜访。

  很多有了一定年纪的桂林人,都很熟悉《山村复仇记》这本“桂林特产”的小说,甚至记得书本开头的描写:

  “太阳高高地悬在天心,像一炉熔化了的钢水,发射出炙人的高热。阳光洒在美丽的漓江面上,江水闪烁着万道金光,静静地向前流动。”

  小说一开头,便通过对桂林风土人情的描写,使得鲜活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刘玉峰以自传的形式,通过小说详尽地描写了桂北解放初期一场尖锐、复杂、残酷的剿匪斗争。

  故事从桂北阳朔、恭城、平乐交界处一个山区政府新来的区长王群写起,描写土匪围攻区政府,血洗山村农会,打入我基层组织进行反共宣传,蛊惑人心,制造武装暴乱,新生的基层政权受到严重威胁的局面。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清除匪患,王群、徐翠、黄干等青年干部,不畏艰险,舍生忘死,依靠群众,挖出了暗藏的敌人,并配合解放军的剿匪战斗,最后消灭了匪患,巩固了人民政权。小说具有鲜明的广西色彩,真实地再现了广西解放初期严峻史实。当时的桂林是广西匪患的重灾区,刘玉峰作为广西剿匪斗争的亲历者,他的小说虽为虚构,但许多内容源自真人真事。

  紧张激烈的故事情节在优美静谧的桂林山水间铺展开,一动一静,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小说情节精彩曲折,语言通俗易懂,故事可读性强,成为了广西当时较为成功的革命历史小说。


一九四九年,刘玉峰南下前在河南省上蔡县与妻子王允合影

  家庭变故、社会黑暗,使得刘玉峰走上了革命道路,根据革命需要,选择了南下

  1929年,刘玉峰出生在河南上蔡县一个黄河与淮河相交处的村子。由于军阀混战,村子饱受水、旱、蝗之苦。

  刘玉峰从小酷爱文学,阅读了不少古典文学名著和当代进步作家的著作。他14岁时,父亲被抓为壮丁,被打成重伤致死。其后,他的叔叔又因为官司进了监狱,家里卖地打官司,很快没落。

  这时候,刘玉峰正读中学,家庭的变故和现实的困境,让他过早地体会到了社会的黑暗与中国老百姓生活的艰辛。

  18岁时,刘玉峰一个同学当律师的父亲,因为反对县长,在离县政府大门不远处被暗杀。刘玉峰出于义愤,以此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谁叫他多言》,刊发在1946年5月河南省漯河市的《群力报》上。接着,他又连续发表了三四篇“千字文”。不久,校方察觉他是个“赤色分子”,刘玉峰被迫辍学,而后参加了地下党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9年夏,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为了配合解放军南下作战,征调大批干部南下。时任上蔡县华陂区朱集乡乡长的刘玉峰,于1949年7月接到通知,要求其南下开展革命工作。

  当时,刘玉峰的妻子王允正在县里参加革命妇女干部的培训。当刘玉峰找到王允问她是否愿意南下时,王允毫不犹豫地问:“我们什么时候走?”

  当时,刘玉峰的第一个女儿还不到半岁。刘玉峰和王允来不及回家看女儿,只是让人把女儿送到县城见了个面,就把孩子托付给老乡,由政府负责抚养,夫妻俩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的干部,随时准备南下了。

  这一年,刘玉峰20岁,王允21岁。


《山村复仇记》手稿,阳枫为刘玉峰笔名。

  在阳朔剿匪中,刘玉峰与匪首开枪对射,身中两枪,左腿因此终生残疾

  刘玉峰和王允先是在河南省巩义县集中接受培训。1949年9月6日,根据四野的指示,由于南方战争局势不稳,南下的干部需要派往南方参加游击战争,所以先派男的南下。

  于是,刘玉峰告别了王允,穿着崭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挎着一把驳壳枪,乘坐火车到了武汉。

  在武汉,刘玉峰又继续接受培训,给他们上课的有林彪、邓子恢、张云逸和何伟等中南局的领导。随后,刘玉峰知道自己将要去工作的地方——— 广西桂林义宁县(今临桂五通)。

  1949年11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广西战役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通知南下干部中的女同志一并南下,以便顺利地接管地方政权。

  由于当时不少女同志都已经回到家乡待命,所以临到出发时,大多数人都没赶到。而王允则不同,正好在河南信阳地区参加省里举办的妇女干部培训学习,信阳离武汉很近,还通火车,一天就到了。

  于是,王允幸运地成为解放广西后,第一批南下的9名女干部之一,而且还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刘玉峰和王允于12月4日到达桂林。两天后,刘玉峰被任命为义宁县五通区人民政府区长。

  然而,由于当时刚刚解放,局势不稳,盘踞在阳朔县福利镇及龙尾瑶山一带的土匪李瑞雄部活动猖獗,经常出没于附近的将军山、青鸟山一带,伏击和武装围攻我征粮工作队。不到一年,仅有万余人口的福利,就有68人被土匪杀害。

  12月21日,刘玉峰正在县里参加剿匪动员大会,听说青鸟村村长及家属又被土匪杀害,刘玉峰向县委申请,立即到福利去打土匪。

  刘玉峰来到福利后,不断与土匪斗争和周旋。1950年7月24日晨,在茨姑山发现一个叫林俊美的匪首后,刘玉峰就带领区干部、区中队和附近的民兵进行搜山。他们在一个山洞中发现了林俊美,刘玉峰与其开枪对射,将其击毙,但刘玉峰也被打中两枪。

  这两枪,让刘玉峰腹部、腿部两处负重伤,左腿因此成了终生残疾。这也间接促成了一部经典的诞生。

  刘玉峰根据自身剿匪的经历,写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广西第一部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

  负伤后的刘玉峰,长期不能工作,只能躺在阳朔县靠漓江边的一座房子里静静地休养。

  那时候,久病卧床的刘玉峰回忆起自己走过的路,不禁感慨万千。他回想起曾经读过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早年参加革命,因为伤痛较早地离开了工作岗位,转而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继续革命。他决定向奥斯特洛夫斯基学习,拿起笔,继续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加入到革命斗争中去。

  于是,养伤期间,他开始构思反映剿匪斗争的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1952年5月,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刘玉峰伏枕疾书20个昼夜,完成了18万字初稿,全文写在4大本土改时从地主家没收的旧式红格直行账本上。

  历经6次增删,几经波折,终于在10多年后的1963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山村复仇记》上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剿匪的历史;《山村复仇记》对于桂林文坛也有着特殊意义,它一度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里,桂林在全国唯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

  该书出版后很受追捧,甫一面世,便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以至于当时有“北有《林海雪原》,南有《山村复仇记》”的赞誉。

  作为广西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山村复仇记》经多次出版,甚至被拍成电视剧,先后被载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多部文学史著作,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对于如今已年近九旬的王允来说,虽然老伴不在了,但她觉得经历过的那些事情终究是需要被纪念的,书的重新出版对她来说又有特殊的意义。王允甚至表示:“稿费可以不要,我愿意用稿费购买书籍,捐给阳朔福利镇的学校。”

  病愈后,刘玉峰曾任临桂会仙中学校长,及任临桂县税务局局长、广播站负责人、人民银行副行长等职务。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刘玉峰又有新的作品问世,1988年1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少年复仇记》,1990年6月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苦儿苦读记》两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

  上世纪80年代刘玉峰离休,1998年去世。王允也一直在临桂县工作,直至离休。


八十九岁的王允在家中翻阅最新出版的(山村复仇记》。

  作为南下干部的一员,刘玉峰用一部书,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至今,在王允九岗岭的家中,一幅幅放大的老照片,记录着两人曾经一起度过的岁月。

  1949年南下前,刘玉峰身配枪支与王允合影;1950年,戎装在身的刘玉峰……照片上的年轻人意气风发,充满朝气,一如小说里那位热情刚毅、嫉恶如仇的新区长王群。

  新中国成立之初,刘玉峰作为一名南下干部,参与剿匪经历一番艰苦曲折的斗争,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做出了贡献。刘玉峰和王允为子女分别取名为广义、广阳、广临、广校等,以纪念他曾工作过的义宁县、阳朔县、临桂县,以及在会仙中学的工作经历。

  刘玉峰作为近十万南下干部中的一员,以其独特的经历,通过《山村复仇记》这部小说,记录了那个特殊时代。

  有评论者认为,尽管书中的剿匪、征粮等历史事件离年轻一辈已经很遥远,但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以文学的手法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保存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并将桂林的人情美与自然美完美融合,“营造出了浓郁的广西特色”,让我们得以通过小说重新发现、认识那段激情岁月。

  他在《山村复仇记》中建议从桂林到阳朔,建世界上最大的公园和疗养地

  甚至,刘玉峰还很有远见地在小说中提出了在桂林如何发展旅游的理念,他的理念,或许可称作今天全域旅游概念最早的雏形。他在《山村复仇记》中第八章中写道:

  他们走上草坪,就像踏上了一床新棉被那样,软绵绵的给人一种温柔、舒坦的感觉。王群不禁赞叹地说:“真是一个好地方!将来,国家进入建设时期,我一定要提个建议。”

  “建议什么?”徐翠很感兴趣地说。

  “建议在这里,不!从桂林到这里,修建一个长达数百里的世界上最大的公园,让劳动人民都来欣赏这里的锦绣山川和疗养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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