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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79岁小偷:行窃60年,没存下1分钱(图)

核心提示:如果不是最近一次偷手机被警察控制,路人很难想象这个眼袋下垂的老人会是长沙市年龄最大的扒手——从19岁离家出走,盗窃生涯跨越了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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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振杰站在和父母生活过的老屋前。新京报记者刘珍妮摄

  原标题:长沙最老小偷丨79岁,行窃60年,没存下1分钱

  陈振杰从不去想那些受害者,被偷的人在他意识里是与他无关的陌生人,“没愧,也不后悔。”他语气里没有一丝抱歉。

  文|新京报记者刘珍妮

   过去的经历,在陈振杰的嘴里,好像是别人的故事。

  他会一直盯着你,观察你的表情,他的眼神大多数时间暗淡无光,但很少躲闪。

  如果不是最近一次偷手机被警察控制,路人很难想象这个眼袋下垂的老人会是长沙市年龄最大的扒手——从19岁离家出走,盗窃生涯跨越了60年。

  “如果生活没法保障,我可能还会(偷)。”对陈振杰来说,那就像跟随至今的烟瘾,“改不掉了”。

  把偷看成一种职业,陈振杰大多数时间里独来独往,没有多高超的技巧,也从来不用镊子、刀片。

  偷了一辈子,没攒下1分钱,因为肺结核病在街头呕血,他连160元的医药费都拿不出。

  无妻无子,无家可归,虽然警方对他监视居住,但陈振杰的晚年早已陷入困境。

  此时,控制他的公安,报道他的媒体,救助他的民政部门,都成了这个“老偷儿”想要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医院里,陈振杰大喊着,“我不想死在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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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1月,陈振杰在长沙行窃被抓。图片来自潇湘晨报

  嫌疑人

  一次没有反抗的抓捕

  送走老人的几天里,张鹏晚上睡觉前都会想起陈振杰,“本该是儿孙满堂的人。”

  这位刑警第一次看见陈振杰是在监控画面里,他不愿相信这个老人,就是他锁定的扒窃嫌疑人。

  那是在今年3月19日的长沙市太平老街,老人紧跟在一个白衣女子身后。这是条特色古街,天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中心门前,排了长长的队。

  老人也在人群中,右手拿着一把雨伞。白衣女子往前走一步,老人就跟着挪一步,上半身几乎与女子紧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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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视频中,陈振杰(右下)紧贴一名白衣女子,准备行窃。

  “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可能?”张鹏知道,这种动作符合扒手的一贯特征。

  女子快走进检票闸机时,老人一步踏上台阶,用伞挡住了女子的右侧衣兜,一同挡住的还有他的手。随后从伞下掏出一部手机,迅速塞进自己兜里。“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从警10年,张鹏在长沙市坡子街派出所工作期间,抓过几百名扒手,帽檐没遮住的那圈花白头发,让他一眼就能记住这个老人。

  抓捕过程一点都不费力。3月25日傍晚,还是太平老街附近,老人还在四处张望。张鹏和两名同事悄悄围上前,“你是不偷过别人手机?”

  以前抓过的扒手大多会抵赖、反抗、逃跑,但眼前的老人一句没辩解,点了点头就跟他们走了,甚至都没用上手铐。

  老人也跑不动了。他身份证1938年的出生日期让张鹏感慨,自己父亲不过60岁,“他都快是我爷爷辈的人了。”

  在口供上签字时,陈振杰写的还是繁体字。

  审讯室里,留给张鹏最深的印象是陈振杰的眼神,“没有一点紧张,很平静。”陈述偷盗经过时,老人说从19岁离家打流(当地方言:流浪),开始学偷。

  张鹏说,陈振杰算得上是长沙最老的盗窃嫌疑人。

  接下来的现实也让张鹏叹气。他们发现陈振杰一生无妻无子,户籍地安沙镇文家塅村老家里,老屋早已塌得只剩一堵墙。

  流浪者

  “抓小偷”的叫声几年难忘

  或许是年老思归,最近几年,陈振杰回村里的频率高了。家里的老屋成了一片林地,旁边的竹笋长出2米多高,只有一堵爬满了深绿色苔藓的土坯墙能证明这里曾有人住过。

  扒拉开树丛,眼睛盯着土墙,在老屋前站了10多分钟,老人的两颊微微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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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老屋前,陈振杰的脸颊有点发抖。

  有村里的后辈喊他陈二爹,村里人很少见他回来,也没人知道他在50公里外的长沙城里干啥,但有人记得他为什么离家出走。

  文应龙和陈振杰从小一起玩到大,说起老邻居,他“哎”了一声,如果当初陈振杰的父亲真打他一顿,或许就能拦住他,“他爸看重他,给他取的名字里都有个‘杰’字,希望他成为‘人杰’。”

  陈振杰19岁那年,父亲出门干木工活,临走让他天黑前翻翻家里的红薯地,他懒得翻。回来见父亲要打他,出门便往村外跑。

  一赌气跑到长沙市区,他在湘江边的轮渡口干起推车的营生,推一车货5分钱。一天能赚5毛钱,“只够喝个甜酒。”晚上他睡在轮渡边的桥洞下,洞里都是“打流”的人。

  流浪者里有人靠偷盗过活。钻窗入室,偷衣服,顺毯子,再拿去换钱。陈振杰也开始加入。

  夜里他给人望风,紧张得发抖,看见别人家里亮了灯,压着嗓子催同伙走,“干得多了,胆子就大了。”

  第一次单独行窃,是偷衣服,他学别的小偷那样大方地溜达进巷子里,“心也砰砰跳。”瞅见一户人家没人,伸手将晾在绳子上的布衣抓走,塞在衣襟下扭头就往巷子外跑。一直跑到落脚的桥洞下才敢左右看。

  本以为没人发现,但治安队抓住了收衣服的人问来路,他被供了出来。第二天陈振杰就被抓进了治安指挥部。

  没几天,他就被放出来了。“原来偷衣服被抓了也没啥大不了。”

  这辈子到底偷了多少次,陈振杰记不清了,但他对最害怕的那一次印象很深刻。

  那是在公交车站,他把手伸进一个乘客的口袋,被旁边的人发现。一个女人“抓小偷”的大叫像刺一样扎进他脑子里,劳改的头几年都记得那声音,“尖尖的”。几个人一下围上来,他的脖子被人从背后捏住,文革时代,别着毛主席像章的人们挥着拳头,叫喊着把他扭送到军管会。

  第一次被送进了劳改农场,军管会判了他7年刑,岳阳建兴农场,他翻土、种地,干他在家都不愿意干的农活。

  自述里,60年中,陈振杰只记得他被劳改的其中3次,加起来有13年。其余的都记不清了。媒体的报道显示,他先后被劳改、劳教了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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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治疗肺结核的医院里,陈振杰每天帮病友登记伙食、送饭。

  儿子

  母亲死时他在劳改

  改造期间,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的来信,信中说母亲去世了,棺材板是用他偷偷藏在家里的钱买的。

  年轻的时候回村里,他只挑白天村里人干农活时,避开邻居和父母。一次回家,他悄悄把偷来的50块钱藏在柜子里,那时的50块钱,是城里人三个多月的收入。

  “父亲在信里给我评了7分孝心。”陈振杰盯着眼前的茶杯,两颊发颤,沉默了很久。

  父亲在他心里是个柔软的词,“父亲对我好,看重我。”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死于1982年,食道癌。

  文应龙记得,陈振杰回家后就到队里的林场里干工。一天10个工分,别人干不满,他能拿满。他拿布包把队里分的两斤谷米裹紧,回家就给老爹熬粥。

  “直到我父亲死后,我彻底没了牵挂,又去了长沙。”那年陈振杰44岁。

  文应龙眼里,父亲的过世并没有给他带来悔改,“如果成个家,有个女人拴住他,可能又不一样了。”

  陈振杰说他有过成家的机会,“小时候和村里一个妹陀(方言:女孩子)订过娃娃亲。”那姑娘个头不高,梳着两根麻花辫。

  “我也喜欢她。”陈振杰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他请姑娘吃饭,姑娘说她当上了老师,陈振杰不敢回话,以后再也没主动联系她,“我配不上人家。”

  这之后,他彻底断了成家的念想。

  陈振杰偷了60年,文应龙也没见他过上富贵日子。在长沙,他看见过陈振杰就睡在拆墙房屋的废墟里,地上积着一汪水,上面搭个木板就是床。他劝陈振杰别再打流了,“你老了怎么办?”

  陈振杰低头看着脚面,说起自己的后悔事,“一没存到钱,二没成个家。”

  在他心里,邻居比亲戚好。他说堂弟妹明知他住院,从没来看过他,“他们表面上挺好,心里应该瞧不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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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振杰会在饭点准时给医院食堂汇报订餐数,帮病友订饭。

  老偷

  从人人喊打到闲事莫管

  渐渐地,他成了小偷里的老偷。

  这辈子偷得最多的一次,6000块钱,在开往深圳的列车上,中途下车把皮夹子一扔,住30元一天的旅馆,吃几块钱一碗的米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他来讲,这算是奢侈的生活。

  没钱了就偷,有钱了就赌。不出5天,钱都输完。

  偷窃和赌博是陈振杰的两个心瘾,“偷到了就是赢,被发现了就是输。”

  他也曾被别人偷过。有一年八月初一,南岳衡山都是拜菩萨的游客,山下人挤人。他刚得手,挤出人群正准备数钱,发现衣兜被人割了个口子,“妈的,贼让贼偷了。”

  回望这么多年,陈振杰的偷窃生涯和这个社会,都在慢慢发生着变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兜里都没钱,他偷得最多的是粮票和布票;八九十年代是他“最风光”的时代,改革开放了,每人兜里都有了钞票,对小偷还没那么多防范,“那时风气好,可能大家眼里没那么多小偷”;2000年之后,大家都把钱存在银行卡和存折里,防范心理也强了,陈振杰更多地跑到火车站里寻找目标,甚至扒着火车一路偷过去,岳阳、杭州、嘉兴、武昌——穷家富路,他知道什么场所人们揣的钱多;2010年左右,火车票推行实名制,年过七旬的他连火车站也不好进了,只好转向公交车站和商场周边。

  他从不用镊子和刀片,没有作案工具就不会被人轻易抓现行。他觉得,人们有钱了,胆子反倒越来越小了。“六七十年代,人们会喊‘抓小偷’,街上人人喊打;现在的人,只要自己没被偷,看见也不多事。”

  一旦失手被事主发现,他一般不多说,把东西还给人家转身就走。

  在他看来,偷窃不留证据,就不会被抓。“人证、物证都算。”

  最近一次被抓,陈振杰说他根本没想跑,也跑不动了。和警察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清楚地知道抓他一定有证据。

  陈振杰从不去想那些受害者,被偷的人在他意识里是与他无关的陌生人,“没愧,也不后悔。”他语气里没有一丝抱歉,只是把偷窃当成了职业,“不偷没得活。”

  70岁的时候,陈振杰开始力不从心,摸进人兜里的手,没那么快了。

  碰上相熟的年轻扒手在街上晃荡,他劝他们别再偷。“我70岁了,被抓了看守所不收,你还小,抓住了要被关。”年轻的“同行”不屑,“你么得管(不要管)。”

  他开始惧怕人们看他的眼神,以前不在乎、没看见的东西,在他老了以后开始变得敏感、清晰。

  老了时,有一次摸人手机被发现,对方呵斥“这么大岁数了搞这个?”嫌弃的眼神和“这么大岁数”几个字,总提醒着他真的老了,“让熟人知道了笑话。”

  年轻时的小偷陈振杰什么都不在乎,老了开始“怕人看不起”。

  老人

  最后一根稻草

  吐血扑倒于街头,如今比被警察抓住更让他害怕。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清晨,街上没什么人。他从棋牌室出门,咳倒在路边,血吐了一地。有人把他送进医院——肺结核的痼疾发作。

  医院里没有血,输血要从别的地方调,调血的160元他都拿不出。

  能求助的只有文应龙,老邻居赶来救了急,“不然我就死了。”

  文应龙接济过他很多次,除了自小长大的情分,在他眼里,陈振杰偷不算大恶,“他从来不在村里偷,在村里口碑不错。”

  他找回村里,文应龙跟着他把户口、身份证补齐,还帮他向村里申办了低保。

  钱,对于现在的陈振杰来说比以往更重要,花过无数不属于自己的钱,但他存折上每月340元的低保谁也不许碰。

  这成了他不愿意接受镇政府安排、住进镇上敬老院的原因,“住进去,340元都让他们取走,我一分钱得不着。”

  由于身患肺结核,又年近8旬,这次被抓之后,警方对陈振杰处以监视居住半年的强制措施。4月初,陈振杰被送进了一家定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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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无事,陈振杰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溜达。

  看有媒体扛着摄像机来了,陈振杰赶紧掏出身份证和红色的养老金存折,以此证明他年纪大,只有340元低保金,老无可依。“你们能不能给我解决居住问题?”他反复问。

  一旦被问及最近被抓的事儿,他把身子往病床里一扭,“我不和你们说!”

  医院里没人知道他的经历,“说出来影响我的声誉。”

  而医院的主任认为,他不住敬老院是因为医院更自在,“有几次晚上查房他都不在,一问是出去打牌了。”医生觉得他可怜又可气,“医院毕竟不是救助站,他的结核病已经没有传染性,按理应该出院。”

  医院的意见让陈振杰恐慌。他给报道记者和民警张鹏打电话,也多次找过安沙镇政府社会事务办主任廖交林。

  去年年底,廖交林第一次见到陈振杰,他拎着被褥找到了她办公室。镇里已经专门给了他一笔临时救济金,三个月1000元。

  她心里一直记着这个老人,今年低保金从340元涨到715元,廖立马给老人去了电话。敬老院他不住,廖交林为他想了两个办法,“让村里给他修房子,或者我们政府购买服务照顾他。”

  很多有交集的人都对他抱有善意。村民老文看了电视,才知道陈振杰偷东西被抓了。“那也不打紧,让他回来,村里给他修房子,老了,在外面怎么活?”

  文应龙甚至想帮他租间房子,大伙一起照看他。

  陈振杰愿意回村里,那里有父亲的坟,有文应龙这个朋友,“只要有地方住,我就不出去了,我不想死在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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