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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与桂林:寻访兴安红军遗迹 重温长征历史

 

  浴血湘江 红军长征中最悲壮一役


红军突破湘江战役纪念馆。通讯员蒋俊 摄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三道封锁线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进发。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全州、兴安、灌阳的湘江一线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摆开近30万大军,妄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此。

  11月25日至12月3日,在湘江两岸,红军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予敌重大杀伤,自身也损失严重。经过数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在红军各部的掩护下,中央红军主力终于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包围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

  此次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悲壮、损失最重的一役。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

  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转折之战,也是红军长征中最大的一次战役,它不仅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破产,同时也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出了极为重要的酝酿。

  红军标语楼:每年参观者甚多


标语楼。 记者庄盈 摄

  位于华江瑶族乡政府所在地千家寺,占地131.35平方米,建筑面积252.7平方米、砖木结构,是山区常见的普通木楼。1988年冬经过一场火灾后,涂抹在墙壁上的纸筋灰一块块地脱落下来,墙壁上露出“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当红军有田分”等标语。

  在“华南第一峰”猫儿山南麓的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千家寺村,有一座保存完好的二层小楼——— “红军标语楼”。

  兴安县党史办主任罗基富介绍,千家寺村因寺庙众多而得名,1934年红军经过华江瑶乡,大多住在寺庙,临走时在寺庙和周围建筑的墙上留下许多标语。“当红军有田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这些简单明了的标语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有的甚至用漫画的形式将标语融入其中,非常形象生动。

  罗基富说,标语楼2006年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参观的游客逐年增加,“现在每年来华江旅游的人数有几十万,一方面是这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就是来看红色标语楼的,每年重走长征路的人也不少。”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没有烈士遗骸的烈士陵园


2014年9月30日是首个烈士纪念日,赵乐秦等市四家班子领导、驻桂部队负责人及社会各界人士来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参加公祭烈士仪式,之后参观纪念公园。(资料图片)

  经聂荣臻元帅建议,国务院批准,1993年在广西桂林兴安县开始修建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1996年1月正式对外开放。2013年,经上级部门批准,烈士碑园更名为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

  魏巍提议修建纪念碑园

  兴安县城较为荒僻和开阔的西南一角,满眼的喀斯特石山之中,难得的有座可以种满青松的土山,湘江战役的纪念碑和群雕就立在这里,最显眼的是一尊枯瘦肃穆的红军头像。这里就是兴安人口中的“烈士陵园”。实际上,这是个错误的称谓。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在兴安县城附近的湘江战役纪念公园,记者看到,由头像和浮雕巧妙连成一体的灰白花岗岩群雕,展现出湘江战役的多个历史画面,描绘了长征中的青年红军、女红军、老游击队员、儿童,展现了“远征”“渡江”“送别”“永生”等场景,全面展示了惨烈的湘江战役。

  “这里不是陵园,以前是烈士碑园,现在是纪念公园。”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馆做了5年解说员的赵佳丽说,她常纠正家里人的习惯性说法,强调“这里没有红军的遗骸”。

  馆长尹汤怀清楚地记得,1995年,还在读大学的他听说老家兴安修了一个很大的景点,过来看了纪念碑。一年后,纪念碑园正式落成,他也大学毕业,学会计的他阴差阳错成了这里的解说员,在当时又小又简陋的展览馆里一遍又一遍了解这段历史,甚至要自己四处寻访查证,越了解心情越沉重。

  那场持续7天的鏖战,发生在县城之外的山坡丘陵间和渡口河道上。7天时间,6万多红军只剩一半。大批尸骸顺江漂流,被当地人沿江埋葬。

  1983年仲夏,著名作家魏巍为撰写《地球上的红飘带》来桂北寻访,只找到23座红军的坟墓。他疑惑:为什么这场战役损失了这么多人,却没有一个大型纪念场所和一个标志?

  回京后,魏巍找到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这位湘江战役中与林彪共同率领红一军团担任前卫的开国元勋深受触动。这成为纪念碑园修建的起点。

  灌阳、兴安、全州,这三个县城都与那场战役有关,而兴安在选址过程中中标。

  1996年1月19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亲自参加纪念碑园的落成典礼。此后,这一红色资源渐渐成了兴安的责任与财富。

  20462个红色名字

  尹汤怀记得很清楚,2012年他陪同一位中央部委官员参观时,对方问:“湘江战役牺牲了这么多红军先烈,你们搜集了他们的名字没有?”他坦言这个工作量相当大,这位官员随即会意,建立烈士英名廊的经费随后就有了着落。

  根据公开资料,红军出发前是86000多人,先后突破三道封锁线后,已经减员22000人,而湘江一战与近30万国民党军战斗后,又损失了3万多人。这其中既有牺牲,也有因负伤、被俘等原因造成的减员。

  多年来,纪念公园一直在进行这段历史的研究。研究方向之一是烈士们的姓名。

  公园与江西、福建、湖南和广西等中央红军主要来源地的党史和民政部门联系。光是江西一个省,就给他们寄来了10多万个北上无音信的红军烈士的名字。工作人员们逐一比对他们的参军时间和部队番号,一个个核对疑点。

  最终,纪念公园确定了20462个烈士名字。

  这令纪念公园承载了许多红军子女的情感与执念。多年来,纪念馆陆续收到各种湘江战役参战者家人送来的物品,例如在战役中牺牲的红五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政委易荡平儿时用过的毯子,在湘江战役中任红一军团红二师四团团长的耿飚晚年写的手稿。

  党史爱好者、军史专家和红色教育参观团、包括共和国将帅后代在内的红军后人常聚集在兴安。每年清明节,总有福建省龙岩市委常委级的官员带队过来祭拜。参观者中亦不乏党史专家,常会指出介绍词的种种错讹与疑点。2014年,兴安成立了广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文化研究会。

  在兴安汇聚的各种故事中,不乏老将军回到战场旧址凭吊并挥毫、将帅后代回来寻根抒怀的情节。

  赵佳丽告诉记者,纪念公园每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游客数量逐年增多,很多年轻人来此缅怀先烈。

  界首红军堂:彭德怀曾在这里指挥渡江


 红军堂(资料图片)

  红军堂(三官堂)位于兴安县界首镇老街,建筑面积约133.9平方米。据史料记载建于1912年。1981年8月25日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列为区党校中青班革命历史现场教学点,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官堂面临湘江,因供奉天官、地官、水官而得名。三官堂是红三军团司令彭德怀指挥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战役指挥所旧址,又是红军架设浮桥渡河的主道。当地人为表示对红军的怀念,将其改名为“红军堂”。

  宣传政策的红色堡垒

  红军在兴安留下了许多故事和遗迹,红军堂就是其中之一。

  距离界首渡河口不到100米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名叫“三官堂”的古建筑,它还有一个名字——— 红军堂。三官堂分前后两厅,中有天井,面宽约13米,进深10.3米,据史料记载建于1912年,因供奉着天官、地官、水官,故而得名。

  1934年,它曾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渡河和湘江战役的临时指挥所,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高级领导人曾在此指挥渡江和战斗。至今“三官堂”庙墙壁上仍是弹迹累累。解放后,当地人为表示对红军的怀念,把其改名为“红军堂”。

  走进红军堂,记者看到,红军堂墙壁上依次贴有湘江战役战斗的情况介绍以及历史图片。记者在兴安界首镇党委书记陈健的讲解下重温红军将士浴血奋战7昼夜,终于突破湘江封锁线的革命历史。

  当年,湘江江面仅宽100来米。“很多人都很难相信,为了渡过这并不宽的江面,红军牺牲了3万多人。”陈健站在红军堂前的湘江畔,向记者述说了红军长征途中损失最大的战役。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进入广西,此时尚有6万多人。蒋介石调集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等25个师、近30万人,妄图全歼中央红军。27日,红军占领了界首至屏山渡共30公里湘江沿岸的各渡江点,准备在界首、大坪、屏山渡等处渡江。

  围绕渡江,红军在灌阳新圩、全州觉(脚)山铺、兴安光华铺三个阻击战场与敌人鏖战。“敌众我寡,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下,红军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士气,在十多里地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亲历这场战役的红军战士曾经撰文回忆。这场无畏的拼杀战持续了5天5夜。12月1日,红军渡过湘江,只剩下3万多人。

  我们也只能通过那场战役幸存者的回忆录,想象其中的惨烈:“……断裂的(浮桥)竹竿、木板、木棒,在汹涌的江中拥来挤去,混合着倒下的红军战士的尸体,湘江里泛起一缕缕血水……”

  “然而很多人并不了解惨烈的湘江战役,甚至以为发生在湖南。”陈健说,这场被形容为“惨胜如败”的战役,是红军的一次“浴火重生”,“被打痛了也被打醒了”,不仅使红军完成了战略转移,而且使红军认识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基础。

  “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临时指挥所,事实上,这里还是宣传党的政策的红色堡垒。”陈健说,当年,红军曾在界首渡口旁的三官堂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给老百姓分粮食。

  界首古街里流传着很多红军的故事

  红军堂一旁就是界首镇有名的界首古街。界首古街上的古骑楼大都保存完好,许多传统风格的药店、杂货铺、旅社、裁缝铺、榨油坊、土法酿酒厂等也随处可见。“只要你进入古街,跟年过八十的老人一打听,他们就能有板有眼地讲述出一个又一个红军的故事。”

  在陈健指引下,记者找到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见证者、92岁的马有益老人,聆听老人讲述当年红军过界首的故事。回忆起当时的细节,老人告诉记者,红军来时穿的衣服是五颜六色的,这种衣服那种衣服都有。他说,为了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不得不连夜赶路,没有电筒,红军就用竹子浸桐油做槁把火,条件十分艰苦。

  “红军规矩比较好,他们不压迫老百姓用‘票子’。卖东西的人不要‘票子’,他们就给毫子、铜钱。”他回忆道,红军来时帮人挑水、扫地,不乱进人家屋子,还杀猪分给大家。

  村上的老人,或多或少都能说出点当年的“故事”。今年80岁的陈启凤老人,虽然没有经历当时的情景,但是他不止一次听父母说起过红军的故事。“我听父亲讲,那些红军蛮好,讲秩序,不乱拿老百姓的东西。我们拿东西给他们吃,他们不要,反而拿出东西给我们吃……”

  然而,这些故事都是1980年代之后才开始被搜集的。由于长期处于长征叙事的边缘地带,湘江战役曾经一度被遗忘。

  直到几十年后,它的历史地位开始被重新审视,不再被冠以失败,而被定义为“惨胜”,亦被视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一系列事件的前传。

  年代久远,也让红军堂搜集文物变得困难。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馆中除了一个红军水壶是原物之外,其他长征期间的展品都只是复制品,是一个电视剧组赠给纪念馆的。

  光华铺阻击战旧址:建在路边的纪念碑

  建在桂黄公路的东面,紧靠公路旁边的山壁,长约30米,高约8米,呈山形,墙体贴红色瓷砖,墙上刻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光华铺阻击战旧址”、“国家重点保护文物遗址”等金黄色字体及光华铺阻击战简介。

  红军烈士墓建在桂黄公路的西面,占地约1000平方米,墓旁立石碑数块,主碑内容为简介,墓两边各有3块碑分别是6位将帅的题词。

  光华铺是界首镇城东村委的一个小村庄,桂黄公路从村旁穿过,北距界首镇只有7公里,南离县城11公里。村旁是连绵起伏的高约10米到20米的小山丘。山丘呈东西走向,与南北走向的湘江相垂,它东临湘江,西与越城岭相连。这一带山岭上遍布着碗口粗的松树和密集的矮灌木。此处北可控界首,南可制兴安县,东可观湘江,往西3公里进越城岭大山,是由桂林、兴安北上界首的咽喉之地,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光华铺阻击战也叫界首阻击战,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中著名的三大阻击战场之一。“这里四面开阔,无险可守,但是从这里渡过湘江之后,能迅速进入越城岭,摆脱桂系军队的堵截,因此在光华铺阻击战中红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站在界首镇红军堂的湘江边上,界首镇党委书记陈健指着河岸说,那里就是当年红军架浮桥保卫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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