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明月汉时关
图①：灵渠上的最后一座桥：灵河桥。建于1994年。往下游数百米处，灵渠汇入大溶江。
图②：位于通济村乡道边的“秦城遗址”纪念碑。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上世纪60年代所立。
图③：大溶江与灵渠(右侧)的汇合处。摄于菜园村。
□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灵渠的开凿，堪称中国古代史上治水的一大奇迹，灵渠和都江堰、郑国渠一起，被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
在灵渠开通之前，秦军十万大军在兴安一带滞留了三年，除了疲于应付西瓯土著的骚扰外，还面对后勤不力、军队大量减员的尴尬局面。加上密布的原始森林和神出鬼没的蛇虫鼠蚁以及潮湿多变的气候，秦军的日子更是艰难。当时秦军的兵锋所指，已经沿着相对平坦的湘桂走廊到达了灵河(灵渠尾段)与大溶江之间的三角地带，但因为前述原因，大军却不敢顺大溶江、漓江南下，只能驻守在这，等待后援。
据多方考证，当时秦军驻扎的这个地区，正是后世称为秦城遗址的地方。
回首长安八千里
秦城遗址位于桂林北部兴安县城西南约20公里的溶江镇境内灵渠末端与大溶江交汇的三角地带，该地处于湘桂走廊的南端，顺水量丰沛的大溶江南下，便是著名的漓江，最后进入珠江水系。尽管今时今日，随着其他更为便捷的交通路线的贯通，其战略地位已经荡然无存，但在主要依托水运的古时，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直被认为是兵家必争之地。
由于历史久远及文献记载的局限，外界对秦城的认识、了解并不多，其建筑年代、性质，及其历史地位等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二十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曾对秦城遗址做过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所得成果部分还原了秦城的历史面貌。而在2013、2014年，自治区文物部门为配合灵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做的考古工作，使得大家对秦城遗址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上世纪60年代所立遗址纪念碑的碑文介绍，秦城遗址共有五处，分布在今天溶江镇的水街、通济村、太和堡、七里圩和马家渡。但据业内人士考证，能确定为秦汉时期城址的只有七里圩和通济村两处，而其建筑年代及性质仍需要具体分析。在《广西兴安秦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中，文物工作者李珍、王星认为，七里圩王城约建于西汉中期，废弃于魏晋时期，应为汉始安县县治;而通济村城址的年代则要早很多，应该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之间，极有可能就是秦始皇征服岭南时所筑的城址。
据业内人士介绍，秦城称谓最早出现在史料中，是在《资治通鉴》。司马光在第二百六十二卷关于唐朝末年在秦城及其附近所发生的一次军事事件的记载，第一次使用了“秦城”这一称谓：
……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静江节度使刘士政闻马殷悉平岭北，大惧，遣副使陈可潘屯全义岭以备之。殷遣使修好于士政，可潘拒之。殷遣其将秦彦晖、李琼等将兵七千击士政。湖南军至全义，士政又遣指挥使王建武屯秦城。可潘掠县民耕牛以犒军，县民怨之，请为湖南向导，曰：“此西南有小径，距秦城才五十里，仅通单骑。”彦晖遣李琼将骑六十、步兵三百袭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复还……桂人震恐，琼因勒兵击之。擒可潘，降其将士二千，皆杀之……
此处的全义岭，也就是越城岭，通常指的是全州和资源之间的山区一带，但从当时县民爆料的信息来看，“西南有小径，距秦城才五十里”，陈可潘驻守的地点似乎就在今天的兴安县城一带，是否在严关呢?从距离上来看不像。不过，此小径大约与灵渠的长度相当，抄点近路，比灵渠的路径短上二十里，也在情理之中。
根据史料记载，之前一年，马殷已经平定了湖南全境，这让躲在桂林的静江节度使刘士政感到了威胁，刘又不甘屈居人下，因此拒绝了马殷的善意，决定武力对抗，就派了陈可潘去全义岭防守。后来不放心，又派王建武率了一支军队为后应，驻军的位置就在秦城，目的是打造漓江上游的一道屏障。谁知陈可潘宰了县民的耕牛劳军，激起了民愤，结果县民带着马殷手下的大将李琼抄近道半夜把王建武的秦城驻军给端了。退路被断，前后夹击之下，被吓破胆的陈可潘后来也被抓住杀掉。
李琼仅率骑兵六十、步兵三百，抄“仅通单骑”的小路，半夜突袭，把王建武的驻军给连锅端起，并且天亮时还能带着俘虏返回，用兵堪称神奇，战斗力也是强悍。这里面，一方面说明王建武可能大意了，觉得前面有陈可潘顶着，怎么打都还轮不到他;二是说明秦城虽然号称为城，但其实防御能力并不强大，不然300多个人，不可能半夜就爬过城墙把主将给活捉了。
文物工作者的发掘成果可能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刚才说的第二个原因：
为配合兴安县灵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兴安县博物馆等单位曾于2013年10月至2015年5月，对秦城遗址的通济城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数据显示，通济城东、西部分别紧邻灵渠和大溶江，平面呈长方形，东北-西南走向。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约400米，墙高2-4米、宽6-8米。
秦军驻扎秦城的时候，毕竟人数众多，即使刨去战死战伤的士卒，也有好几万人，对付已经所剩无几呈散兵游勇状态的西瓯土著士兵，这样的军力和这种高度的城墙，已经应付裕如。但王建武的军队，不管是战斗力还是人数，应该还是与当时的秦军有着较大的差距，比起此时的唐军，也相差甚远。
2-4米高的城墙，也就是一幢普通民房的高度，半夜偷袭，以有心算无心，王建武确实输得不冤。不是王建武愚蠢，是李琼太狡猾，是静江军太弱。所以，也就在这一年，李琼顺漓江南下，手到擒来，把失去秦城这个上游挡箭牌的刘士政也给俘虏了。
秦时明月汉时关
在《广西兴安秦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中，对于秦城，李珍、王星做出了观点明确的分析，他们一致认为，只有七里圩王城和通济城才是筑于秦汉时期的城址。
在文献记载的地理范围内，今天的溶江镇分布着数处疑似古城墙的遗存，有学者将其分为“大营”和“小营”两部分。
“大营”部分北起马家渡，南到灵渠与大溶江交汇口，东临灵渠，西靠大溶江。在纵约6公里、宽约2公里、面积约1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古城址四处。“小营”部分位于大溶江与小溶江交汇处一带，可知的城址有三处：一是位于大溶江西岸、小溶江北岸附近的千家坪村;二是位于大溶江东的廖家村;三是位于大、小溶江汇合处东岸的南江村。
但是，经过多次的考古调查和勘探证实：“大营”部分马家渡的“城墙埂子”只有一道，其余三面均看不出城墙的痕迹。同样，地面和地下也没有发现秦汉时期的遗物，夯筑的年代也较晚，约在宋或以后。水街北端的数段墙垣没有经过夯打，不是城墙遗迹，为晚期筑成的防洪堤埂，而且里面包含的瓦片等物多为明清时期。
而“小营”部分所在的千家坪村、南江头村不见城址的痕迹，也没有秦汉时期遗物的发现，廖家村的城址被认为是唐代的黄巢城，而且地表也没有发现任何城墙的痕迹，可能只是一处屯兵遗址。
因此，目前确证为秦汉时期的城址只有七里圩南的“王城”和通济城两处。
一直以来，对于秦城的特殊历史地位，各方面都相当重视。
1947年，广西省文献委员会提交的兴安古迹采访报告书中，曾经分析过秦城遗址的形势。
1957年，广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对兴安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
1965年进行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时，对秦城遗址进行了测绘。
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所做的工作基本只限于地面上的调查、测绘。为弄清秦城遗址的年代及性质，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兴安县博物馆等单位从1990年起开始对秦城遗址进行了测绘、考古勘探与发掘。
这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关于七里圩王城，从筑城的方法、城内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及城北分布的石马坪汉墓群来看，王城城址最晚在汉代时就已经存在。七里圩王城的建筑形式和筑城方法等都有着汉代城址的特点，如城墙四角设置角楼，在城垣外壁增筑向外突出的马面，城内建起高台建筑，城墙采用板筑法夯筑等。此外，城内发掘出土的陶、铜、铁器和大量建筑构件在器物形制及装饰花纹上与福建、广东等地的汉代城址及两广及湖南等地汉墓中所出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因此，七里圩王城的年代主要为汉代，大约始建于西汉中期，废弃于魏晋时期。
而通济城的规模更大，面积十倍于王城，年代也更早。
通济城发掘出土的陶器，除少数与越文化相关的几何印纹陶外，大量的是具有楚文化因素的泥质软陶豆、盂、罐等。从文献资料来看，战国时期楚国势力范围虽然已经影响到桂北部分区域，但楚文化因素在之前的墓葬和遗址中仅有零星的发现，像通济城这样出土大量楚器的现象还从未有过，这说明战国时期楚文化并没有完全深入占领桂北地区——这与记者之前的文章里认为岭南、岭北之间早有文化交流，但这种交流仅限于民间少量来往的推断基本一致。此时出现的大量楚器，应与秦军中招募了大量楚人有关。这种就近招兵的现象在我国古代经常有之，如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平征氏姐妹叛乱之时就有“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的记载。
此外，在石马坪墓群中出土的陶鼎具有浓厚的秦器风格，而非细长腿的楚式器物，在西安南郊秦墓能找到相似器形。而随葬的罐、瓮、瓿等，是介乎秦汉之际的器物，其年代应当在秦代纪年内。
另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也引起了文物工作者们的重视，那就是通济城内的地层堆积很薄，文化遗物单一，而且主要为一个时期的遗物，因此可以推测该城使用的时间很短。这与秦军在兴安一带活动的时间跨度相吻合。从类型学、年代学可以推断其时间正处在秦朝编年范围内。
正是这三个方面的因素，让文物工作者们确信，通济城方为秦始皇进攻岭南时所筑的城。
李珍、王星认为，通济城的规模很大，各种防御措施齐全，应不只是一处军事意义上的城池，很可能最初是作为郡一级的城来修建的。凿通灵渠后，秦军攻势迅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打败了越人，统一了岭南地区。随着政治、军事重心的南移，桂林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桂北的经济文化中心，通济城就被弃用了，只作为一处普通的军事城堡使用。这可能也是千年以后，李琼半夜突袭静江军能够大获全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秦城早已失去了它作为桂北屏障的重要战略地位，记者日前造访此地，在没有当地向导陪同的情况下，除了那块自治区政府和兴安县政府于上世纪60年代所立的斑驳纪念碑以外，很难找到任何与秦城有关的痕迹，连指示牌都没看到一块，难免有些遗憾。但是，另一种文化正在这个桂北小镇上悄然兴起，“南方吐鲁番”的自称，让人意识到兴安的葡萄已经是一个大产业了。行走街上和闲坐村头的百姓，最常见的表情是安宁、闲适、淡定，这与作为战略要地时的秦城的草木皆兵，已天壤之别。
只有那静静的灵渠和湍急的大溶江，依然如同两千年前那样流淌着。当它们拥抱到一起时，有心人才能想起当年的硝烟与战火，还有那一地的碎片和满目的颠沛流离。
真宿兵之地
(唐昭宗光化三年)静江节度使刘士政闻马殷悉平岭北，大惧，遣副使陈可潘屯全义岭以备之。殷遣使修好于士政，可潘拒之。殷遣其将秦彦晖、李琼等将兵七千击士政。湖南军至全义，士政又遣指挥使王建武屯秦城。可潘掠县民耕牛以犒军，县民怨之，请为湖南向导，曰：“此西南有小径，距秦城才五十里，仅通单骑。”彦晖遣李琼将骑六十、步兵三百袭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复还，斥之以练，造可潘壁下示之，可潘犹未之信。斩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琼因勒兵击之。擒可潘，降其将士二千，皆杀之……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二卷)
海穷山尽尚南征，髀肉销残只自惊。回首长安八千里，此中那得有秦城?
——北宋·曹辅《古秦城》
堑山堙谷北防胡，南筑坚城更远图。桂海冰天尘不动，哪知垄上两耕夫?
——南宋·张孝祥《古秦城》
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间，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实始皇发谪戍五岭之地。秦城去静江城北八十里，有驿在其旁……北二十里有险曰岩关，群山环之，鸟道微通，不可方轨，此秦城之遗迹也。形势之险，襟喉之会，水草之美，风气之佳，真宿兵之地。据此要地，以临南方。水已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陆苟出关，自是可以成列而驰。进有建瓴之利势，退有重险之可蟠，宜百粤之君，委命下吏也。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古迹门·秦城》(记者杨湘沙 整理)
